韩玲的散文集《出山记》以其沉静而执拗的实践，为我们劈开了一条迥异寻常的路径。这部作品的可贵，不仅在于其题材的独特性，更在于它完整地呈现了一种写作的自觉、一种方法的成型，以及一种精神成熟的清晰轨迹。这是一个写作者成熟的重要标志，一个修行者立足法门内外的区别。作者在序言中坦诚：“我在书写，也在打捞。”这六个字，堪称解读全集的锁钥。“书写”是面向当下的在场铭刻，“打捞”是朝向历史深潜的考古发掘。两者交织，构成了《出山记》独特的叙事张力与思想肌理。中国当代的乡土叙事，要么沉湎于抒情易流于感伤的挽歌，要么执着于批判或沦为冷峻的旁观，常陷入一种美学与伦理的双重困境，韩玲的《出山记》在写作实践上无疑完成了双重突围。
当年，在鲁迅文学院学习，作者与我文学上观念相近，所求方向趋同，又兼备历史上人口大迁徙形成的川湘一家亲的天然默契，心照不宣的惊喜，甚至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大厅讨论文学地域性的启蒙与复兴话题，今犹记得。十年前，我们返回各自己的“约克小镇”，她在川西与我在湘西，身体从事养家糊口基层庶务，内心进行着类似精神耕耘。正因为这个曾经的交集，我从《出山记》中读到的不仅是一个关于川西高原峡谷的故事，更是一份关于在巨变时代，一个写作者如何安放自我、如何与故乡达成深刻和解、并从中汲取“相信的力量”的元叙事。
一、
韩玲的书写，建立在对“在场”伦理的忠实践行之上。这种“在场”，绝非浮光掠影的采风，而是血肉交融的共在。笔下海拔最高的牧区，与当地人生活、交流，都是曾经和当下，一脉相承。这里的深入与生活，不仅是方法论，更是本体论，更是生活的本来。它意味着写作者将自我的感官、情感乃至生命节奏，部分地交付于书写对象所处的时空，从而获得一种珍贵的“身体通感”。这种通感，在《向北》中结晶为许多新鲜的文学细节，比如女主人梅朵，最初的安详恬淡，到微微不安，再到轻微失衡，都表现为感官，情感乃至于生命脉动，甚至山川，草原，牧场所处的时空都在感通。这绝非一个远观者能捕捉的意象。唯有同享过那片炽烈阳光、理解那心之脉动所代表的日常劳作与地理归属的人，才能将“出山”这一抽象的社会学命题，转化为如此具身化、疼痛感的生命铭文。女人出走前，所前往的民俗小旅馆，与旅馆男主人说不清楚的心理状态，具备文学人物复杂性。如此，设置之下女人的出走仿佛带有命运或时代变迁之下的必然。男人的背叛显然是一个无法左右命运走向的因子罢了。同时作者在地方文化尤其藏地宗教作为叙事背景之下，人物的心理历程如此设置，也就转化为可被听觉捕捉的物理空间。宛若转轮诵经，声在传达形式，形式在传达声，声形相得，飞扬益彰。韩玲的笔如同一套精密的传感系统，将人物内心无法言说的波动，转换成了读者可感可触的文字信号。她将自己化为一道桥梁，而非一面镜子；桥梁承受重量，并传递震颤。
更进一步，她的书写是一种“精神造影”。序言中，作者明确区分了三种“出山”形态：“身体的、精神的，还有爱的翻山越岭。”这一精辟的划分，本身便是她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深度勘探后绘制的精神图谱。在《向北》中梅朵，也就那位以男人背叛作为诱因决然出走的女主人，她的“出走”超越了地理意义，具备文学人物的复杂性。韩玲敏锐地指出，这是“有准备的出走”，银行卡里的积蓄与做生意的能力，使她“大概率回避了‘娜拉式出走’的悲哀”。然而，车里那团“没有机会绽放的烟花”，却泄露了她内心深处对爱与理想未曾熄灭的、复杂微妙的期待。梅朵这形象，既有《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生命觉醒，又超越《廊桥遗梦》女主人弗朗西斯卡的果决。韩玲不仅书写了人物“做了什么”，更以透视力呈现了她们“为何如此做”以及“在精神上正走向何方”。在此，既是笔下人物在精神上的突围，也是作者对乡土传统叙事美学的突围。韩玲为那些在高原上默默挣扎、嬗变的灵魂进行精神造影，让那些隐没在日常生活之下的希望、恐惧与渴望显影。这就是我在开篇说的内心进行着类似精神耕耘所指。
这种深度在场，源于一种深刻的谦卑与自省。韩玲写道：“近十年来，我几乎一直囿于山中，仔细打量我自认为无比熟悉的故土，却在与它一次次对视中败下阵来。我意外地发现，我和故乡之间竟然是陌生的。”这种“败下阵来”的坦诚，这种承认“陌生”的勇气，正是她写作走向深刻的起点。它驱散了“代言人”的幻觉，调整旁观者的姿态，使她回归到一个更本真、也更艰巨的身份：一个在故乡面前永远的学生，一个孜孜不倦的探寻者与对话者。因此，她的书写不是结论的宣示，而是过程的敞开；不是文化的布道，而是共同命运感的艰难建立。
二、
如果说“书写”聚焦于流动的当下与活态的人生，那么“打捞”则意味着逆时间之流而上，从消逝的洪流中抢救那些即将沉没的文化碎片与历史记忆。这是一种充满紧迫感与悲怆诗学的文化行动。韩玲的打捞，精准地锚定在两个维度：具体的“物体系”与集体的“记忆场”。
以《牛皮船上的风声》为例，这项打捞工作堪称典范。牛皮船，这个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交通工具，在韩玲笔下，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器物，而是一个凝结了整套地方性知识与生命哲学的文化晶体。她以人类学般的细致，复原其制作技艺：山羊皮的选择、酥油与盐的鞣制、吹气成囊的巧劲、柳木骨架的编扎。这绝非冰冷的工艺记录，每一次捶打、每一次捆绑，都被她赋予了文化的温度。当非遗传承人靳老伯以抚摸老羊脊背般的手势抚摸船体时，“物”与“人”在漫长互动中建立的生命联结，便轰然呈现。韩玲打捞的，正是这种“相依为命”的人与物关系所承载的智慧、尊严以及与自然谈判的古老契约。她甚至将打捞的触角伸向更浩瀚的历史文献，援引德国地理学家艾伯特对竹索桥的记述，将牛皮船置于川西高原水上交通变迁的宏大谱系中，使其个体命运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这艘“布满了尘埃”的闲置之船，因而成为一座微型的、沉默的纪念碑。
这种打捞，同样深入家族与族群的“记忆场”。在《故乡的年味》中，她打捞的是在现代化冲击下逐渐稀薄乃至变异的集体仪式与情感结构。文章以乾隆平定金川的历史为深潜的背景暗流，揭示年味背后藏汉文化交融留下的复杂心理地层。母亲轻声哼唱“如今我已不能用母语讲述……”的瞬间，被韩玲敏锐地捕获并定格。这一句唱词，是一个文化转型时代最微小也最深刻的创伤性声响。她打捞起这声响，也打捞起了母亲“眼里其实也是有泪的”那种无言的怅惘。通过对三代人“过年”观念差异的细腻呈现，她打捞起的，是一个时代精神气候的变迁，是传统如何在碰撞中变形、在妥协中延续的生动样本。记忆在这里不是怀旧的素材，而是理解当下身份焦虑与情感失落的关键密码。
韩玲的打捞工作，具有一种清醒的辩证意识。她并非要将一切沉入过往的事物原封不动地供奉起来。序言中，她对“出山”意义的思考充满洞见：“我们的一生都在完成‘到世界去’和‘回故乡来’两个命题……大部分人的一生仅为普通而又平凡的完成，两者之间，并没有谁比谁更高尚或者高贵。”这种平视的、去浪漫化的眼光，使她的打捞避免了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偏执。她打捞“牛皮船”，并非为了证明它优于现代的桥与船，而是为了确认一种曾经如此庄严、自洽的生存方式的价值，为了从“搏”字人生哲学中，提取那种超越具体形式的生命韧性。她打捞“年味”，也清醒地呈现其与现代生活的兼容缺失，以及个体在其中承受的撕裂（如自己在母亲与儿子之间的两难）。打捞，是为了理解和铭记，而非为了复辟与哀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打捞成为她获得“确信的力量”的源泉——那力量来自对文化根脉复杂性的认知，而非对某种纯净过去的幻想。
三、
《出山记》全书回荡着一个核心的辩证旋律：出山与归山。这不仅是书中人物的地理轨迹与精神轨迹，更是作者本人写作行动的终极隐喻。“越是萧索的地方，生长的人群越是活得更加热烈、蓬勃甚至自欺。我也一样，像一粒尘埃，游离在这片荒原之上。精神和身体一回回翻过将我重重围困的连绵群山，却又一回回毫无意外地落回故乡。”正是这种“游离”与“落回”的循环，构成了她与故乡关系的动态本质，也塑造了其散文内在的张力结构。“出山”，是面向广阔世界的必然渴望，是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族群的普遍命运。书中人物，无论是《向北》中觉醒出决绝远行的女性，还是《故乡的年味》中在城市打拼的儿子，都在实践着身体的“出山”。而韩玲本人的文学视野与思想资源，无疑也受益于她“见缝插针地往外跑”的“出山”经历。没有“山外”的参照，“山里”便只是混沌的存在，无法成为观照与书写的对象。
然而，真正的精神“归山”，却发生在“出山”之后，发生在意识到自我与故乡的“陌生”之时。近十年来“囿于山中”的自觉选择，是韩玲一次决定性的精神归航。这不是退缩，而是为了更深刻、更内在地“进入”。她以《出山记》整部文集，践行了这次归航。她归向具体的物（牛皮船），归向细微的仪式（年味），归向被边缘化的人物（跛叔、山中的女性），归向那些“普通而又平凡的完成”。通过书写与打捞，她试图“拉近我和故乡之间的距离”，与这片土地建立“共同命运感”。此时的故乡，于她不再是原初的、不言自明的家园，而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反复对话、艰难共建的“文本”与“场域”。她写道，这些文字“成了我的桃花源和避难所”。这“桃花源”已非与世隔绝的乐土，而是她在纷繁世界中进行精神定位的坐标原点；这“避难所”也非逃避现实的蜗壳，而是她汲取力量、确认身份的根脉所在。
于是，在韩玲这里，“出山”与“归山”不再是线性先后关系，而是彼此缠绕、相互滋养的螺旋。没有“出山”获得的视野与反思，归山只能是蒙昧的沉溺；没有“归山”进行的深耕与扎根，出山便会沦为无根的漂泊。她的写作，完美地体现了这种辩证法：用现代散文的形式（出山的文体），承载最深处的乡土经验（归山的内容）；用个体命运的微光（出山的个体），照亮集体文化的深潭（归山的集体）。她以《追风筝的人》中“为你，千千万万遍”自况对故乡的情感，这誓言般的告白，揭示了她写作的终极动力——那是一种在无数次精神“出山”与“归山”的循环中，愈发明晰、愈发坚定的文化眷恋与伦理承担。
结语
多年前，韩玲及诸同行者与我，在鲁迅文学院的草坪上，那棵问号形状的银杏树下，审慎地凝望世界文坛诸多流派和动向，那份率性、热烈、蓬勃、甚至自欺，而今安在哉。双手合上《出山记》，从湘西的层峦眺望金川的雪线，我深知韩玲所从事的，是一项多么孤独又多么必需的事业。在文化均质化与记忆扁平化的时代，《出山记》以其沉静、笃实而充满张力的书写，证明了“故乡”可以、也应当成为一种有效的写作方法，而非一个被耗尽的题材。这是一份责任担当。作者通过“身体通感”的书写伦理，让我们看到真诚的文学如何源于共同的震颤而非冷静的剖解。通过“打捞诗学”的文化实践，示范了如何从消逝的洪流中抢救出那些构成我们精神基因的“物”与“记忆”。最终，她通过贯穿全书的“出山/归山”辩证法，一个逻辑闭环，为我们时代普遍的精神漂泊，提供了一种极具启示性的安顿方案：真正的自由与力量，或许不在于永远地离开或固守，而在于获得在这两者之间反复穿越、并在穿越中不断深化认知与情感的能力。
“阅读和写作仿佛一束光在前头，引导你去相信，相信相信的力量。”这“相信的力量”，正是作者从对故乡无数次书写与打捞、出山与归山的辩证运动中，最终收获的坚定内核。它不对外部世界做出虚妄承诺，而是对内构建一个意义充盈、足以抵御时间荒芜的精神基座。《出山记》因此不仅是一部关于金川的人文地理志，更是一部关于如何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通过文学的“慢”与“深”，为自己和同类寻获一处不朽的“精神故乡”的启示录。它告诉我们，最深远的抵达，往往始于最执拗的返回；而最辽阔的文学，必然诞生于对一片土地最虔诚、最艰苦的“千千万万遍”的凝望与丈量。
作者简介：
姚复科，长期从事与文艺相关工作，兼文艺评论创作与研究，作品见诸《文学界》《湖南文学》《芙蓉》等刊物，现居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