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个人习作闯入公共院线:由《牛来》被动生成的一场行为艺术
作者:王雪松        发布日期:2026-08-19

王雪松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笔者并未走进影院观看《牛来》这部影片,因此本文并不是针对影片内容展开的评论,有关这部现象级动画的信息大多来源于网络媒体公开资料。一部登陆院线的动画电影,海报有着如水墨般雅致的格调,正片画面的视觉质感让我想起小学课文里爱因斯坦的小板凳,处处流露着简陋粗糙。影片上映初期票房仅有数千元,而后经由网络舆论发酵,大量观众抱着猎奇心态走进影院打卡,票房已突破千万。从普通创作者个人化的业余劳作,到完成层层审批实现公映;从上映之初的市场冷遇,再到网络传播催生全民围观的文化奇观,《牛来》客观上构成了中国电影场域中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事件。这并非创作者预先策划的行为艺术,而是由观影、吐槽、二次传播、票房反转等多重环节共同生成的社会现象。

参考网络上观影反馈所呈现出的普遍评价,如同那个经典课文里爱因斯坦老师的诘问:“你们见过比这更糟糕的小板凳了吗?”作品的客观短板,并不会被事件带来的舆论光环所掩盖。但我们需要清晰区分作品本体的优劣与事件的社会影响:作为文艺作品,笔者因为没有观影,无法作细致的内容品读和审美评判;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它才具备独特的讨论意义。倘若直接将影片本身定义为行为艺术,则违背了创作者真诚创作的本意。

从创作本源来看,《牛来》的主创只有两人(公开信息称是一对母子),耗时五年,仅仅依靠家用设备独立制作完成。没有成熟工业团队加持,没有商业资本投入,也缺少专业动画生产链条的支撑。创作者的初心,是想完成一则个人构思的关于成长的寓言故事,通过努力走完全部审查与院线发行流程,能让自己的作品获得公开展示的机会。也许在主创的认知当中,这就是一部体现个人努力的动画作品,而非一场刻意制造话题、博取关注的行为表演。影片呈现的短板,大多是现实条件带来的局限,并非为制造冲突而刻意设计的艺术手段。

但当这份私人习作被置入高度标准化的商业院线体系,错位便就此显现。当下的动画行业,早已建立起成熟完备的工业化范式:无论是横空出世的《大圣归来》、独辟蹊径的《浪浪山小妖怪》,还是惊世破圈的《哪吒》系列,精良建模、流畅动作、成熟叙事以及大规模宣发,共同构筑起大众对于院线动画固有的心理期待。而《牛来》却以一种“非标准化”的姿态闯入这套成熟的行业体系,带着手工创作的个人表达与业余粗粝的特质,直面工业化电影市场严苛的筛选标尺。这份错位,并非电影作品本身造成,而是在公共文化呈现的语境下,私人化的艺术表达,与大众心理预期及商业化市场需求之间的碰撞。

也正是这种错位,重塑了观众的观影行为。不少观众购票入场,不再单纯为感受故事与美术,而是抱着见证文化奇观的心态。影院之中戏谑的现场反馈、短视频平台海量的玩梗二创、全网对票房数据的追踪讨论,使得观影行为本身溢出影片内容之外。影片质量不再是评判的重点,上映遇冷、网络发酵、大众打卡传播,一整套社会行为共同构成事件的主体。

从社会文化层面来看,《牛来》依靠违背大众常规认知的方式,以普通个体突破主流评价体系,把“非标准”的样本推到公众面前。《牛来》粗糙的成品质感、院线公映的身份与行业成熟水准之间的多重错位,意外促成了草根突围与全民围观的公共文化行为狂欢。可以明确的是,这场独特的文化现象是被动生成的结果,并非主创预先编排设计的表演。

这场意外事件,也为电影行业留下一道值得深思的命题:院线究竟该是谁的舞台?长期以来,商业院线主要适配资本驱动、工业体系产出的专业影片。它既是大众消费娱乐的公共空间,同时充当着市场筛选器,在无形之中为个体创作者设置了通往大银幕的重重门槛。而《牛来》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固有认知,普通创作者凭借创作的坚守,也能越过行业制度壁垒,让私人化习作获得商业院线的放映机会。真正富有启示意义的,恰恰是这次突围本身。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大众文化的公共表达,不该被工业化的标准所垄断。院线作为面向公众的传播载体,天然背负着商业回报与大众审美期待的双重约束。私人创作的赤诚表达本身并无对错,但当其被投放至面向广泛受众的公共市场,二者之间的张力便会被充分放大。

《牛来》的意外出圈,让我们窥见了互联网时代独有的新型观影文化。它是一次无心插柳的场域实验,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何为好电影?院线的边界在哪里?个体表达该以何种方式与公共市场相遇?

网络的热度终将平息,这场无预设、无编排的公共狂欢,也将最终完成这场中国电影场域不可复制的被动式行为艺术。

注:本文相关影片资料来源于网络公开媒体信息,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