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
摘 要：本文通过对四川评论家刘火的研究论证了“重写文学史”的可能，这种可能受到了“地方路径”在方法论上的启示，第一是从个案上升到普遍，通过对刘火作品的分析力图升华到对一代人的分析；第二是心态史观的分析，对作品背后刘火写作的生活场景进行还原；第三是比较研究，在文艺思潮衍变的视角中比较刘火前后期的创作，分析其写什么与为什么，探究时代与批评家的关系。正是在“地方路径”的方法论实践中刘火的意义被凸显出来，他不仅是一个人的文学史，而是有着从一个人的文学史通达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路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地方路径”展示出了“从四川发现中国”的阐释能力，也留存下值得“接着写”的空间。
关键词：重写文学史 地方路径 心态史观
文学史是无情的，记忆的美好往往添加了太多的个人情感。比如我们想当然的认为20世纪80年代四川的“第三代诗歌”、“雪米莉现象”全国知名，那么它们一定会写进我们的文学史。可是，当我们在陈思和、陈晓明、朱栋霖三个版本的文学史中比较却发现一个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四川所占的份量是微弱的。在北大版的教材中，“第三代诗歌”与“非非主义”占据的份量稍微多一些，其他的版本只是略作陈述，一笔带过。最令人遗憾的是，像“雪米莉”这个对王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①的文学现象几乎完全没有写进当代文学史，有限的研究除了几篇单篇论文外，一本像样的专著都没有出现。
进一步梳理这段历史更让我吃惊，不仅80年代四川文学创作没有能够写入文学史，四川文艺评论家也并未在80年代占据主流话语地位。在2021年最新的一本《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研究》中，安静梳理了80年代“既成权威的老一代批评家、转型中的中年批评家、新一代的青年批评家”。②在安静对50年代出生，在80年代成名的青年批评家梳理中我没有找到一位来自四川的文艺评论家，“比如有黄子平（1950）、程德培（1951）、张奥列（1951）、孟繁华（1951）、郭小东（1951）、贺绍俊（1951）、丁帆（1952）、白烨（1952）、蔡翔（1953）、陈平原（1954）、陈思和（1954）、陈剑晖（1954）、季红真（1955）、吴亮（1955）、许子东（1955）、王晓明（1955）、李劼（1955）、程文超（1955）、程光炜（1956）、南帆（1957）、朱大可（1957）、殷国明（1957）、潘凯雄（1958）、费振钟（1958）、陈晓明（1959）、罗强烈（1959）等。这些青年评论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福建等地，主要供职于高校、研究院、作协、杂志社、报社等单位。”③
引述上两则材料是想客观表达一个事实，这话说来很残酷但它的确揭示了某种真相——80年代四川的文艺创作与四川文艺评论家其实并不具备全国性影响力。正是如此，“第三代诗歌”、“雪米莉”并没有得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尊重，它们只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脚注和材料而已，它们的文学史意义不仅没有得到释放而且完全被忽视。近十年来当学界不断“重写文学史”各种版本的重写文学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么我们首要的问题是“重写”是在如何程度上的“重写”？“重写”对四川文学史意味着什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又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李怡提出的“地方路径”研究在学界影响颇大，在李怡对李劼人的研究中发现了一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成都路径”，它不同于老舍笔下的京派文学、不同于张爱玲笔下的海派文学，而是从中国西南内部出发自身有着一条通达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成都路径”，这一路径的发现证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先后各种不同的“地方路径”，最终才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因此成都路径的发现最终是“从四川发现中国”④。
“地方路径”的研究带有方法论的启示，正是如此，我希望对80年代四川文学史进行充分的考古和发掘，力图从文本的边缘处发现那些极具有标志性的作品与人物，在这些发黄的文字、文本、文章之间，在手稿、刊物与印刷品之间，在作家的具体生活中、社会交流中、人生理想抱负的实现中提炼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共性特点，从对一个人长时段的观察中“重写文学史”，进而以此为案例探究“从四川发现中国”⑤的可能。
一、为什么是刘火？
刘火是资深的文艺评论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文艺评论文章，历任宜宾市长宁县某乡镇小学教师、长宁县委副书记、宜宾市旅游局局长、宜宾市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第2届、第3届主席团副主席，第4届主席团顾问。
但更重要的是，刘火的第一份职业是四川宜宾长宁县某乡镇的普通小学教师。在职业身份上，刘火似乎与文艺评论家完全不相干，但我却在刘火的人生轨迹中发现了从一个人的文学史通达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可能性，这正是为什么要选择刘火的原因，其理由有三。
其一在于刘火的人生轨迹有着80年代青年成长的普遍性。刘火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他的学历就是中师，正是如此他才在毕业之后分配到长宁某乡村小学任教。80年代的刘火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即便在偏远的乡村小学他也在自学英语、备考研究生。刘火自行订阅了诸如《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在偏远的小山村，以书为伴，以文为友，在每一个寒灯的夜晚留下了苦读的身影。“苦读”是80年代青年具有共性的侧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这样的文学场景，更能够感受到作家们在创作时的心跳。也只有以此为参照，我们才能够从个案中看出普遍。刘火的人生轨迹也包括着职业生涯的普遍性，那便是在一个严密的体制下试图以一己之力调换自己的工作何其艰难，这在某种程度上浓缩了一代人面对职业生涯上的态度。一旦进入工作岗位，你的职业发展、生老病死、调离退休并不完全由你自己决定，中国的单位体制浓缩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影响着人的一生。尽管刘火一心向学，甚至后来也获得了去大学教书的机会，但是刘火最终都没有进入大学，他最终在公务员体系中完成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刘火的人生轨迹代表了80年代青年人的成长轨迹，他们是命运的浮萍，是时代的见证。
其二，刘火的文艺评论代表着80年代民间学者生长的成长轨迹。在风起云涌的80年代，无论是北京还是四川，民间学者都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生猛力量，他们与学院派构成了80年代文艺思潮中的两极。就四川而言，80年代四川省智力工作者协会（省智协）⑥的成立为民间学者搭建了自己的平台，民间学者与学院派双方不仅交织在一起，而且相互之间还有着对话、倾听与讨论。周伦佑、周伦佐是80年代四川民间学者的代表性人物，以他们为起点，“非非”成为了80年代中国有影响力的诗歌流派，“第三代诗人”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案例。刘火同样如此，没有成为大学教授的刘火成为了大学的座上宾，写出了许多精彩文章，在80年代文艺思潮中成为了敏锐的观察者和深刻的洞见者，发出了个性与独立的声音，成为了公认的80年代四川文艺评论“三剑客”。由此观之，无论是周伦佑两兄弟还是刘火，民间学者代表着的是80年代思想解放的重要力量，民间学者与学院派同在一个会场开会，彼此间相互争鸣、应和倾听，形成了良性的学术生态。但是在今天的学术生态中，民间学者不仅远离了学术圈，而且越来越难以有着与学院派之间的相互对话、交流、倾听的机会。如果说民间学者是80年代文艺思潮的重要力量，那么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股力量？这也是刘火带来的普遍性问题。
其三，我们应该如何“重写文学史”？毫无疑问任何一种历史写作都是一种选择，文学史同样如此。选择意味着关注，也意味着盲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看来，因为80年代四川文学现象不重要，所以“雪米莉”未能被写进文学史，“第三代诗人”仅仅成为了一个注释和材料。这样的选择其实放弃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丰富性的揭示。因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是漫长的，一个作家的创作周期是不同的，只有在一个长时间段才可能全面丰富的看待一个作家，才可能对一个作家的创作进行相对公平的评估，“重写文学史”应该有着新的选择。比如，当我们完整掌握了刘火从80年代到现在的文艺评论之后，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一个人的文学史上升到一代人的文学史，进而从这里发现通达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路径，甚至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猜想，如果刘火能够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那么他能够占据多大的份量？
正是以上三点使我对刘火这则个案充满了兴趣。说到底是因为刘火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从特殊性的角度说，刘火在四川文艺评论界取得了突出成绩，有着对80年代文艺思潮的立此存照。从普遍性来说，刘火代表着一代青年的奋斗、心酸和无奈，代表着从民间学者出发参与建构文艺思潮的可能性。对刘火的个案研究恰恰有助于“重写80年代”，而这一点在李怡的“地方路径”研究中有着深切共鸣，“成都路径”的丰富性不仅是那些可见的地标性建筑、而且是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回水沱”意象、“龙门阵”语境、茶馆火锅的场景，这一切通过个案提炼出了“从四川发现中国”的可能，以此为例在刘火的文艺评论中，是否也有这条通达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地方路径”呢？
二、刘火的文艺评论实践
回到刘火的文学评论本体上，在我看来刘火的文艺评论同步着80年代四川的文艺创作，关注到80年代四川文艺思潮的走向，并对80年代涌现出来的新作品、新作品、新现象进行了独立思考，它代表了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强度。站在今天来回顾，我们可以从个案中发现普遍，从而更为真实的还原80年代四川文艺思潮的现场、探究刘火在何种程度上、何种环境中创作这些文章。
1985年8月，刘火在《文艺报》发表《我不敢苟同》这是刘火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评论。刘火对“寻根文学”所产生的怪象与阿城对当代文学的社会学偏见进行了批驳，文章认为“依笔者陋见，将当代文学的一些疾病看成是文化断裂带造成的观点，一是缺乏理论根据，二是没有确凿的大量的事实依据。”⑦“当代文学中的社会学元素，不仅没有削弱当代文学的价值而是当代文学应该承担责任和价值。”⑧刘火为什么第一篇评论就指向了“寻根文学”，指向了阿城？
1985年正是“寻根文学”风头最劲之时，以阿城为代表的小说《棋王》、韩少功的文章《文学的根》引发了文艺界的热议，按照洪子诚先生的说法，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和断裂”。彼时的中国文学艺术界掀起了重回汉唐，寻找中国民族的根脉，实现汉文化复兴的热潮。在文学界阿城、贾平凹、王安忆、莫言横空出世，在电影界《黄土地》《红高粱》就是代表。对于《黄土地》来说，它的反思意义远远超越了票房价值，中华民族一直歌颂的黄河、黄土成为了电影中反思的对象，人民成为了反思的群体，“铁屋子”的意象与启蒙的寓言成为了核心张力。“寻根”思潮成为了80年代中期中国文艺思潮最重要的潮头，这种思潮自然也影响到了在西部边远城市的刘火。刘火所思考的问题正是评论家同样思考的问题：艺术家作家采用的陌生化手法是否就是“寻根”的原意？汉文化的承继与发展是否就意味着必须回返到历史深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到底需不需要表达，应该如何表达？这些问题迫切的需要中国当代文学史做出回答，而在这个关键点上，刘火做出了回答。
1985年的刘火以自己独立的思考关注着寻根的动向，写完了《我不敢苟同》这篇文章。刘火把这篇不到2000字的文章投给了《文艺报》，令刘火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文章很快就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成为了关于“寻根文学”的重要文献，直到今天这篇文章都高频出现在“寻根文学”的文献中。而那一年刘火30岁。
那么，刘火的文章为什么会如此迅速的发表呢？
刘火从心底里面感谢80年代所赋予的自由。《我不敢苟同》是刘火的第一次投稿，而且是投稿的对象是中国文学第一报《文艺报》，涉及到的是“寻根文学”这样一个重要且敏感的理论问题。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刘火的文章能够发表都是一个奇迹。正是如此投稿之后刘火完全没有想到会使用，多年以后，当刘火认识了当时刊发的责任编辑潘凯雄时，刘火才知道是时代给了他这个小学教师的机会。潘凯雄正是80年代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也是前文安静在梳理80年代重要批评家，此时的潘凯雄正是《文艺报》的普通编辑。从此以后，刘火的评论写作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不仅关注国内作家作品也高度关注四川作家作品，在他的文学评论中不仅是描述更是引领，不仅具有地方性观点，更具有全局性视野。从1985初出《我不敢苟同》开始，刘火很快在《文学自由谈》、《当代作家评论》、《百家》、《当代文坛》、《文论报》、《文学报》、《红岩》、《钟山》、《四川日报》等大报大刊发表文章，1988年《百家》杂志在封面上推荐刘火文艺评论小辑。
刘火的文艺评论瞄准了文学前沿，介入了生动火热的80年代写作现场，这种介入性使得刘火关注的不仅是四川作家也有很多声名鹊起的外省作家。正是如此，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阿城的《棋王》、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都是刘火关注的对象，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刘心武《关于文学本性的思考》、李泽厚《美的历程》都点燃了刘火思考的火花，《文学自由谈》《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成为了刘火的枕边书。很难相信，这些原本应该在大学中完成的资料收集、文献引用、撰写誊抄等工作在一个小学教师刘火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示，它说明了一个朴实的道理：身处80年代，只要有梦想就有实现的可能，刘火在偏远的乡村小学中写出了大文章。
真正奠定刘火在四川文艺评论界的地位是1989年《文学自由谈》第4期的文章，那一期发表了由刘火、李明泉、向荣联合署名发表的《泱泱川军、何时崛起？》的文章。此文不仅对80年代四川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诸如对现实主义的僵化、对思想的缺乏、对跟风的盲从）做出了深入的剖析，而且对四川文学界所存在的深层次文化心理原因（盆地意识、哲学意识）进行了一针见血的阐释分析。正是此文引发了四川文学界激烈的讨论，成就了四川文艺评论在80年代所创造的辉煌，也叫响了四川文艺评论界“三剑客”⑨的美名。
武林高手对决，再也没有什么比对手的承认更为重要的事了。2022年刘火在《青年作家》发表《南北文学差异及南方写作的弱势》一文。在《青年作家》主持“新批评”的正是在80年代成名成家的贺绍俊。当贺绍俊读了刘火的文章后如此写道，“我好久没有在文学圈里看到刘火的身影了，大概是‘新南方’这几个字勾起了潜伏在他心底的痒虫了吧，因为在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界，他可是一名叱咤风云的人物，我相信无论他后来干什么了，批评的情结一定不会消失。果然这回他一挥笔就写下了万言的文章，而且正是以当年他曾深陷其中的1980年代的文学为言说对象。他自称这是一次文学的考古，他的文学考古一直上溯到《诗经》时代。他强调了地域所带来的文学差异，主要不是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而是政治文化在地域中的权重。我很佩服他作为南方人却丝毫不给南方留情面，直言‘南方写作的弱势’。”⑩在贺绍俊的文字中，我忽然读出了一种深意，时光可以老去，文字永远不朽。在80年代的激情岁月中只要有梦想和坚持，努力终将成功。
三、刘火的写作意义
那么，“重写文学史”刘火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刘火至少凸显了三重意义。第一凸显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时代精神，第二凸显了民间学者生长的可能，第三凸显了四川文艺体制的宽厚包容。
从时代精神来说，我们发现刘火创作的高峰期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第二个阶段是退休之后。80年代刘火敏锐关注到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思潮路径，从自我的角度印证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伤痕-进城-改革-寻根-新写实”的路径，这条路径化为了刘火关注的作家、成为了刘火笔下的文字，见证了文学思潮作用于个人的证据。地处宜宾长宁县的小学教师刘火不仅是80年代文艺思潮的亲历者，而且是文艺思潮的践行者和反思者。退休之后的刘火从当代文学批评转向到文化批评，涉及到了中西文化比较和今古文化比较问题，出版有《刘火说诗、画、经、史：风月原本两无功》、《刘火说〈金瓶梅〉：瓶内片言》、《茶的力量》等专著。如果说退休前刘火是从一个人的文学史印证中国当代文学史，那么退休之后的刘火实际上是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回到了一个人的文学史，他跳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宰制，完成了随心所欲的写作实践，这既是文学史的规律所在也是文学史的反规律症候。在这个意义上，刘火的一个人文学史是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学史，也是自身生长的文学史。
从民间学者的生长角度来说，80年代无疑给予了他们最好的条件，尽管刘火向往着考研究生读大学，成为一名学者，但是因为他感恩于领导的重视放弃了考学，以自学的方式成为了一名独立的民间学者。这在今天看来是令人敬佩的。80年代的学术体制也相对宽厚，学术并不是高校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做，很多学术会议上也乐意邀请民间学者参与，新时期的当代文学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评论家和创作者就是同一代人，因此，刘火不仅以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参与。类似的例子还有“非非”的代表人物周伦佑，周伦佑从西昌农专辞职以后也是民间学者，“非非”之所以写进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与周伦佑参与的各种学术会议有着重要关系。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今天的文学史几乎已经丧失了民间学者的立场和眼光，“重写文学史”我们是否有必要补上曾经的这一笔？
第三，刘火的意义证明了80年代四川的文学制度总体上是宽容友善。四川省文联和四川省作协对刘火相当友好，不仅欢迎刘火参与各种学术交流，而且在发表渠道上也一路畅通，四川省作协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重要刊物《当代文坛》长期刊发刘火的评论文章。文艺刊物基本做到以文章质量为判断标准，而不是以单位身份决定。正是如此，刘火在80年代发表了大量的文艺评论，获得了诸如巴蜀文艺奖、四川文学奖、文艺评论奖等相当含量的奖项。在刘火与我的访谈中得知，四川省作协不仅重视到了刘火的创作，而且重视到了刘火这个人，省作协领导亲自对刘火面谈，并考虑商调刘火到省作协创作办公室工作。尽管历史充满了偶然的因素，刘火最终也未能离开宜宾，但是刘火的人生经历证明了80年代四川文艺思潮中的理想主义气质，那是一个拥有梦想，并且能够实现梦想的年代。
四、重写文学史的可能
今天“重写文学史”形成了一个热潮，热潮之下方法论其实是一个最应该值得我们思考和重视的问题。无论是何种程度的重写都需要建立在新的史料基础之上，只有这样“重写文学史”才能够在寻常处洞见深意。正是如此，黄发有指出“要化异为常、准确评估、新旧融合，在同时代性视野中寻找断裂的历史链环。”⑪如果说国内学者尚力求在文学史内部做出观念式的变革，那么在海外学者所著的文学史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实现了从内到外的变化。在2022年最新出版的《哈佛新编现代文学史》中，文学史的范围被进一步的扩大，不仅是文学、诗歌、音乐、墓志铭、演讲、书信都成为了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文学就是人学，文学浓缩着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在王德威看来文学史反映的就是“文学、文心与文情”⑫。文学史被抛入“在世界之中”，因此文学史就是与人相关、与性情相关、与时代相关，它是不断涌动的潮流，不断翻新的发现。正是如此，王德威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写到，“文学无他，就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对‘文’的形式、思想和态度流变所铭记和抹消、彰显和遮蔽的艺术。” ⑬我们在刘火的文艺评论写作中印证了这句话，文学史是一个总体的称谓但文学史的本质是一个个人组成的，文学史就是一个人的文学史。我们在刘火的评论文章中感受到了文字背后人的凸显，他的个性与才情都是那么的直接。这就好像王德威所言的，“即便千篇一律万马齐喑，中国和华语世界作家也一致并且依然有着以复杂思想和创造性思维开启众声喧哗的可能——这正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本质。”⑭以此来看刘火一个人的文学史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四川的一个缩影。刘火言说着80年代四川文学创作的现场，发出了自己独立而又个性的声音。这段历史本就不应该遗忘，它有着被多种讲述的可能，因此，如果把中国当代文学史分拆开来，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地方路径”作为方法论的阐释可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来讲“地方路径”有着丰富的阐释空间，有着从个案到普遍的转化，这正如李怡所指出的，“所谓的‘地方路径’并非偏狭、个别、特殊的代名词，在通往‘现代’的征途上，它同时就是全面、整体和普遍，因为它最后形成的辐射性效应并不偏于一隅，而是全局性的、整体性的，只不过，不同‘地方’对全局改变产生影响的角度与方向有所不同”⑮。
从个案来讲，刘火的文学评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充满着自由灵性的“这一个”，它通达着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地方路径”从个案转化为普遍，刘火的人生浓缩着80年代一代青年的成长命运，它是在“被抛入世界中”无法选择，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亦步亦趋，只不过刘火成为了公务员，而大多数人成为了时代浪潮中的无名者。正是从个案到普遍转化使得我们对同时期出现在四川文学现象“雪米莉”有了比较的意义。田雁宁、谭力通过“雪米莉”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是人生发展的大事，但是这种个案是孤立特殊的，它不具备普遍性，不能构成“地方路径”转化的可能。归根到底，这才是为什么“雪米莉”研究至今稀少、“雪米莉”最终没有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原因所在。
但是在我看来“地方路径”同样有着阐释的困惑，因为“地方路径”不能够仅仅把经验性的相似作为实证，它还需要证据来证明“地方路径”如何通达中国当代文学史。刘火的现实体验、情感感受、主体性建构再丰富都是他个人的事，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有着何种程度的实证性影响？我们当然同意李怡所指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由一条条“地方路径”组成的，甚至是由以一个个人组成的，但是我们更想问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种明确的实证性材料，“地方路径”研究如何实现“以地方为方法，以民族文化整体为目的”⑯？“地方路径”如何具体化、实证化依然是“接着写”的难题。“从四川发现中国”是“地方路径”的理想状态，但更多的时候在四川发现不了中国。“地方路径”研究也并不总是“一用就灵”，因此在强调理论的求新求变中，我们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严肃的史实。
“重写文学史”还应该注意到文学背后的人，那正是心态史观的立场，我之所以多次采访刘火，其根本就是想还原刘火是在何种程度下完成的写作。这正是80年代身为小学教师的刘火在心里埋藏的秘密。那就是通过读书、写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刘火看来能够走上大学讲台、或者成为一名专职的文学评论或研究人员是他最向往的工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火不仅坚持读书写作而且坚持自学外语，准备报考研究生。可命运在兜转之后刘火成为了宜宾市主管理论宣传的干部，时代的命运并没有让刘火走上专业的治学之路，没有成为大学教授，但是他留下的评论文字如同证据一般证明了四川文艺评论家的自强不息，那便是无论是在庙堂还是在广场，只要有梦想并且愿意为之付诸努力，就是美好的人生。
结语：交际场域中的行为
行文至此应该可以回答前文的疑问了，当我们以刘火为个案来“重写文学史”时，“重写”对四川文学史意味着什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又意味着什么？
从最直观的意义来看，发现刘火实际上是对80年代四川文学史的丰富，就“重写文学史”来看，这种区域性的文学史有太多被忽略之处，“重写文学史”我们有责任补齐文学史的遗忘，回到以人为本、以文本为本的史实和史料中，以更全面的态度不断地“重写文学史”。
从更深层的意义来看我们真的需要把四川的文学现象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吗？这种冲动的背后是否是一种顽固的心理执念？正如前文在我引证的资料中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史对“雪米莉”与“第三代诗歌”的忽视一样，最初是不理解但后来我发现所有的忽视都有着合理的理由。“重写文学史”并不是带着先验的眼光去追求“从四川发现中国”，而是尊重历史发生的必然性，尊重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逻辑演变，尊重个人命运的悲剧性和必然性，这才是最大公约数的力量所在，也是完整准确地把握“地方路径”。四川文艺评论家刘火的意义恰恰就是在这个地方熠熠发光，它是一个人的文学史，是那么的独特曲折悲壮、又是那么的令人神往，那是一个时代的颂歌，也是一个时代的绝响。
注释：
①王朔受到了“雪米莉”的影响，他曾经说过“以作品创市场，雪米莉是咋师傅”。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关于“雪米莉”的研究是如此的稀少，除了四川师范大学白浩教授指导的4篇硕士论文与零星的2-3篇论文，“雪米莉”这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被中国当代文学史忘却了。重写文学史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史会把“雪米莉”遗忘，这种遗忘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参见：王朔自白——摘自一篇未发表的王朔访谈录[J].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②安静：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年2月，P88
③安静：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年2月，P114
④李怡：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⑤李怡：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⑥1984年四川省委任命刘茂才为四川省社科院院长，刘茂才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带给了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智力开发工作者协会应运而生，刘茂才亲自为创办的刊物《大时代》撰写发刊词，并且每期都会撰稿发文。智协挂靠在团省委，刘茂才先后聘请了四十多个专家顾问，倡导解放思想、锐意革新。80年代中期四川省智协十分活跃，下设教育中心、宣传中心、学术中心、办公中心四大机构，先后举办了文化艺术类多次学术论坛，它举荐担保了民间学者在大学开展讲座、引领了第三代诗人诗歌运动、主办了85美术新潮的红黄蓝现代展览，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开时代风气之先的文化艺术活动，在我看来它是80年代四川文化艺术的发动机。2022年6月，笔者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专程采访了刘茂才。
⑦刘火：我不敢苟同，文艺报，1985.8.10
⑧刘火：我不敢苟同，文艺报，1985.8.10
⑨当代四川文艺评论三剑客争论不一，但大体共识为刘火、李明泉、向荣。他们三人是80年代四川最重要的文艺评论家。
⑩贺绍俊：这也许正是“新南方文学”要正视的症结，青年作家，2022年第3期。
⑪黄发有：论中国当代文学稀见史料开掘的意义与方法，文艺研究，2021年11月。
⑫王德威：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第1版。
⑬王德威：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第1版。
⑭王德威：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第1版，P39。
⑮李怡：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到地方路径——对“地方路径”研究若干质疑的回应，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⑯李怡：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到地方路径——对“地方路径”研究若干质疑的回应，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立，浙江传媒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四川大学艺术学博士、文艺学博士后。
文章来源于CSSCI来源集刊《中外文化与文论》第58辑“重写文明史与重写各学科史之三：青年学者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