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宇

小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喜剧类型，短小的故事中往往蕴含着生活的道理。20世纪80年代随着春晚的兴起，电视小品开始崭露头角。到90年代末，小品达到艺术高峰的同时也逐渐落入创作模式化的窠臼。语言堆砌、表演浮夸、煽情流泪等标签逐渐成为阻碍小品发展的屏障，如今更是让观众嗤之以鼻。20世纪90年代，一些知名的小品演员开始进入中国电影。小品和电影“自由恋爱”了，一种具有小品特色的喜剧电影类型应运而生。从早期的《有话好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到近年来的《你好李焕英》《夏洛特烦恼》《热辣滚烫》。小品式喜剧电影日趋乏善可陈之态，小品演员的电影表演似有一种揶揄之感，让观众从最初的捧腹大笑到如今的尴尬苦笑。小品似乎未能推进中国喜剧电影的持续发展，今年上映的电影《假爸爸》佐证了这一观点。

喜剧结构的巧妙借鉴。《假爸爸》是一部小品式喜剧电影，语言包袱堆砌、故事情节简单、人物关系明了。一部喜剧运用传统喜剧模式是常见的创作手法，巧妙的借鉴能锦上添花，生硬的套用则会事倍功半，电影《假爸爸》就套用了“误认”的喜剧模式。在所有喜剧模式中，“误认”是比较常用的一种矛盾结构，这类喜剧最早的代表作品是古罗马喜剧作家普罗图斯的《孪生兄弟》。作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孪生兄弟长相极为相似，幼年时不幸失散。弟弟留在了岛上生活，哥哥则被人领养到其他地方，若干年后，哥哥回到岛上前来寻找失散的弟弟。在弟弟生活的街道上，因兄弟俩长相相似被别人误认后发生了一连串诙谐逗趣的事件。莎士比亚以《孪生兄弟》为范本仿照创作了《错误的喜剧》，可见《孪生兄弟》的经典之处。“误认”的戏剧结构精巧之处在于除观众明晰一切真相之外，戏中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比如先后让弟弟的情妇、妻子、仆人对哥哥进行错认，紧接着哥哥的仆人又将弟弟错认为哥哥。这样的错位搭配巧妙而自然，让观众内心中不自觉产生了一种独享真相的窃喜。“误认”模式又可分为两种子模式，一种是双胞胎式错认，这一类巧妙之处在于戏中两人由于高度形似让周围的人张冠李戴。另一种是身份错认，这一类主要是因为疏忽大意或机缘巧合将形象不同的两人的身份弄错。由于外形差异明显，这样的误会一般持续时间不会特别长。如果要延长错认的时间，必然会出现有人的刻意隐瞒，最终在不得已情况下才真相大白，《假爸爸》的对象误认显然属于前者。

电影中王春生假冒歌唱家浩良一开始就是受利益驱使有意为之，后来浩良儿子抓到这个冒名的假爸爸后也知晓事情的始末。事件真相的知晓者不止电影观众，还有电影中王春生和杨十月两人。这部电影其实是将“错认”模式的两种子类型进行了融合，喜剧效果蒙上了刻意为之的痕迹，王春生和杨十月这个骗子CP组合的浮夸的表演消解了部分喜剧色彩。冒认假父亲行骗挣钱缺乏生活的合理性，严重影响了电影主题的表达。当下泛喜剧时代的观众喜剧素养与日俱增，有意营造的骗局套路也减少了新颖之感。在双胞胎式错认的戏剧结构中，误认的双方一般在戏中会反复交错出现，频繁地错位才会增加喜剧效果。

电影《假爸爸》中被错认的两位主人公只有王春生贯穿始末，浩良只在电影的一头一尾出现，显然没有充分发挥这个喜剧模式的有利条件，喜剧效果就相应逊色许多。双胞胎式误认的精妙之处在于两人彼此都不知情，影片中其他人也不知情，而王春生知道长相酷似浩良而冒名走穴挣钱，是刻意之举。再者，这类喜剧结构中两人虽然外形相似，但在生活中行为举止要存在巨大反差，让观众一目了然才能增强喜剧性。但电影中浩良和王春生生活中行为举止无明显差异，就连唱功都和浩良极为相似。多处巧合的出现让电影内容缺乏真实性，逐渐引起观众内心潜在的质疑。现实题材的喜剧电影需要符合生活逻辑，这是引起观众现实共情的创作基础。

圆形和扁形人物的相互配合。在中国传统文艺创作中，扁形人物是比较常见的塑造方法，这类人物性格单一、简单。从人物开场到谢幕，固定形象贯穿始末。从文学小说到戏曲艺术，其中塑造了大量的扁平形象，孙悟空、诸葛亮、宋江等不一而足。喜剧小品和小品式喜剧电影分属不同的喜剧类型，存在鲜明的审美差异。作为电视衍生的喜剧小品，采用扁形人物的塑造方法。在短小结构的叙事中，标签化人物有利于加快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让观众尽快在戏剧冲突中获得喜剧性笑点。喜剧电影不聚焦在单一的戏剧场景，多变的镜头语言塑造了喜剧电影中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这一类被称为圆形人物。将小品融入喜剧电影，是力求实现1+1>2的喜剧效果。小品式喜剧电影的人物塑造应该采用扁形和圆形相结合的方式，或许这是小品式喜剧电影突破困境的正向思维。喜剧小品的时间短，人物一般为2-5人，不分主角与配角。类型化人物共同服务于戏剧情节的发展。小品式喜剧电影和小品相比，出场的人物明显增多，如《假爸爸》中有台词的配角就有十几个。主要角色贯穿整部电影，通过其思想、欲望和心理的变化与观众建立隐形对话。这类角色应该多面、立体和复杂，才能切实帮助升华电影主题。

《假爸爸》中主要角色是杨十月和王春生两人，他们贯穿整部影片，并且前后心理上发生了巨大变化。整部电影的主题是守望亲情，具有悲情的色彩。小品式喜剧电影塑造人物的常见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密集的对话，二是夸张的动作。密集的对话是小品的标志性特点，比如影片一开始杨十月被保姆阿姨叫回家，和父亲浩良在家中展开了一段密集的对话。作为最直接的塑造元素，语言明确、清晰的将信息传播给观众。

首先，幽默的语言是恰如其分的生活语言，不是方言俗语、谐音梗和网络流行语的堆砌叠加。一切语言的生搬硬套不仅会破坏人物塑造，更会影响喜剧电影的审美品质。再者，通俗直白的语言简化了审美思维，让观众无法真正走进电影深处。夸张的动作有时具有滑稽之感，但在塑造人物方面和密集堆砌的语言会将电影人物推向浅表化，电影放映时间一长会给观众带来反感。电影是叙事艺术，运用镜头切换推动情节发展，在运动镜头和特写镜头的配合下，人物塑造或许更加自然而真实。杨十月在了解王春生的家庭情况后，带着微醺的醉意去书店购买了关于父亲音乐生平的一本自传，特写镜头记录了那本书已经无人问津，成为垫桌角的废书。杨十月从老板手中接过破旧的书，在老板说免费送他的情况下，坚持支付了费用，镜头里杨十月拍了拍封皮上的灰尘。这样的镜头处理巧妙折射了杨十月对父亲浩良态度上的微妙变化。有时简单的动作在镜头的渲染下会刺激观众的心理活动，虽然肢体表意模糊，却能像一粒种子在观众心里生根发芽，实现情感共振的效果。在小品式喜剧电影中，配角人物出现时间较短、出场次数较少，其功能主要是衬托表现主要角色的行为和心理。这些角色大多集中在固定的场景中，如影片中徐峥饰演的文旅局领导和倪虹洁饰演的歌唱演员。他们可以延续小品中扁形人物的塑造方法，这类角色性格化塑造可以辅助丰满主要角色的多样性格。

喜剧和悲情的合理融合。喜剧和悲情看似矛盾的一对美学范畴却在当下喜剧小品中成为一对相傍相依的“恋人”，形影不离。“喜头悲尾”更加成为当下喜剧综艺中小品常见的创作模式。作为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电影，也开始套用“喜头悲尾”的喜剧结构。西方古典戏剧时期曾经出现过关于悲喜剧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小品表演艺术家陈佩斯也提出了“喜剧具有一个悲剧内核”的观点。从古希腊开始，悲剧被亚里士多德等人一致认为是净化心灵的高级艺术。综合种种，当下喜剧创作者开始将悲剧融入喜剧之中作为提升喜剧作品的审美品格的重要元素。在我看来，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一部电影中既有喜感又有悲情，是为了让电影中的现实社会更加真实。

电影《假爸爸》通过讲述两个家庭中父子间矛盾来表现守望亲情的主题，父子间不理解的争吵折射出各自心中的悲情内核。杨十月主动联系和王春生合作行骗走穴挣钱，是为给父亲凑三十万的手术费，故事的起点看似具有温暖的社会观照，但缺乏现实的合理性。在走穴商演的路上，这对假父子制造了许多趣味十足的喜剧包袱。在一路的经历和交流中，两人彼此巧妙地开导了对方，笑点中融入了泪点。但小品“喜头悲尾”的模式依旧鲜明，电影的前半段搞笑元素层出不穷，后半段则刻意地转向两对父子彼此内心的和解，泾渭分明的喜剧和悲情划分让观众感觉笑声和泪水之间缺乏内在关联。喜和悲的转化应该存在某种或明或暗的因果关系，这样的设计才更加符合生活逻辑。比如王春生的心结是得到儿子的原谅，不要在两人吃火锅的场景中集中抒情表达，而可以从两人一开始合作后在不同情节中不时地一点点抛出一些线索，如果这些线索能够采用喜剧性方式巧妙呈现的话，那才是喜剧和悲情两者融合的高级处理。

在我看来，改编自苏兰朵原著小说《大歌唱家》的电影《假爸爸》不能算一部上乘的喜剧电影。其套用传统的喜剧结构，却保留了当下小品创作中大量弊病。导演兼主演的贾冰尝试在电影中延续小品的喜剧风格，但缺乏合理性的故事加上拼凑的搞笑元素难以引发观众对亲情主题的现实深思。

作者简介：

刘长宇， 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会员  黑龙江省艺术研究院戏剧创作专家库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