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余 

乡土散文是地域文化的鲜活注脚，承载着一方水土的集体记忆与人文情义。徐玉财的散文集《富顺友谊》，以川南千年古县富顺为根，用61篇亲历性文字串联起当地的人与事。全书以“情义”为核心，勾勒出富顺人的集体人格。笔者将从作者与书、文化价值与创作启示三个方面，解析这部作品如何以朴实笔触书写乡土情义，成为记录富顺文化的“活态档案”。

一、作者与书：浸满富顺烟火的情义载体

徐玉财是“富顺本顺”的写作者——一辈子未远离这片土地，脚沾富顺泥巴、口食富顺豆花，笔下自然是富顺的人与事。年轻时，他做了20年基层教师，日日扎根乡村学校：知晓学生摸黑上学的露水裤脚，熟悉乡亲田埂上就风扒饭的搪瓷碗钵，难忘煤油灯下改作业到半夜的叹息。这些接地气的日子，不是虚构的素材，而是他写作的来源。调入县文化馆后，他成了地方文化的守护者：非遗申报、文学采风、群众活动，事事亲力亲为。富顺非遗从2项增至12项，他全程参与；老艺人扎牛儿灯，他蹲守记录竹篾削法与布料染色；豆花师傅点卤，他细学泡豆时辰与卤水用量。这些旁人眼中的“小事”，在他看来是富顺的“根”，尽数藏进日后的文字里。

此前，他的“岁月三部曲”已收录不少富顺故事，《富顺友谊》作为第四本散文集，2025年由黄海数字出版社出版，收录2020—2024年的61篇文章，共25万字。书中都是他亲眼见、亲耳听、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全书核心是“情义”，分五辑串联富顺的人、景、事、情，读来如随作者逛一趟真实的富顺。书里的人都是街头巷尾的普通人，如文化老人伍松乔、王德海，他不写大师风范，只记茶馆里富顺市民的闲谈，或是乡村教师守着偏远学校，在煤油灯下备课的身影，或是桌上摆着学生送的野花，还有非遗传承人李师傅自掏腰包邀人学扎灯，刘师傅毫无保留传点卤诀窍，字里行间是手艺人的坚守等。这些人和事，充满富顺情义烟火气。

书里的景与物不用滤镜呈现，而是以自然写实的方式表达，我们因此听到在赵化古镇、狮市古镇的凌晨，张婆婆磨豆子的嗡嗡声传半条街；看到街角修鞋的王大爷摆摊三十年，多给钱就摆手不要的皱巴巴的老脸；看到文庙西湖的四季，是春柳垂水、夏蝉伴棋、秋叶浮波，不洋气却亲切。

二、《富顺友谊》的价值：存活文化、探新路、唤乡愁

《富顺友谊》虽非十全十美的典范作品，却在富顺文化传承与乡土散文创作中具有一定价值：为富顺存活文化、为乡土散文探新径、为读者唤乡愁。

（一）存活文化：带温度的富顺档案

在城市化加速下，老房子、老手艺、老方言渐失，徐玉财的书如文化保险柜，将这些易逝的记忆装了进去。

他写豆花做法，不是“选豆、泡豆、点卤”的干巴巴说明，而是张婆婆的实操：“挑颗粒饱满的黄豆，天热少泡、天冷多泡，点卤要慢加慢搅，直到豆浆凝固”，字里行间满是豆香；写富顺人的处世哲学，不喊“重情义”的口号，而是茶馆对话“豆花饭安逸，海椒酱巴适，再要一勺”，实在劲儿扑面而来；写牛儿灯手艺，不贴“非遗”标签，而是李师傅扎灯的细节：“竹篾要匀、布缝要密，脸谱红要艳、黑要浓”，能想见艺人手上的老茧。

更难得的是，这些内容被编进富顺中小学校本教材。孩子们读着知“豆花怎么做”“前人怎么过活”“富顺人该如何待人”——文化从不是博物馆展品，而是靠这些带温度的故事传承。四川省散文学会的钟永新老师称其为“富顺文化的活态档案”，恰因它记的不是“死知识”，而是富顺人鲜活的日子。

（二）探新路：杨德友病中日记与才哥曰双线结构

徐玉财在《富顺友谊》中改变以往的写法，用杨德友病中日记为内视角，才哥曰为外视角，两个视角，两条线索，结构内容，意在探索散文写作新路。

杨德友病中日记重点记录2007至2017年患肺结核期间的生命轨迹：既有病情反复的痛苦（如咯血、盗汗、治疗无效的绝望），也有生活烟火气（钓鱼、炒股、搬家、为儿子庆生），还包含对亲情的牵挂（担忧儿子沉迷游戏、牵挂父母安康）、对友情的珍视（与才哥等同学相聚），以及参与免费午餐公益的温暖。其特点是真实细腻，直击生命困境，字里行间满是对生命的眷恋与挣扎，兼具痛感与温情。

才哥曰是才哥对日记的回应：补充日记未提及的共同经历（如一起逛北湖、祭奠故人），体谅杨德友的自尊与孤独（如隐瞒家人对病情的顾虑），赞扬其重情重义、善良坚韧的品格，还融入富顺地域文化（豆花、西湖、方言）。特点是温情共情，以旁观者视角丰富人物侧写，填补日记空白，让杨德友形象更立体，同时传递出富顺人的情义底色，双线交织深化了友谊与生命的主题。

（三）唤乡愁：用实在事勾连集体记忆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关于 “集体记忆靠具体故事与场景攒成” 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论集体记忆》的家庭、宗教和社会阶级分析中，其理论始终强调记忆的社会性、实践性和场景依赖性。哈布瓦赫对 “记忆建构” 的核心主张：集体记忆并非对过去的机械复制，而是通过具体的互动、叙事和场景，在当下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

徐玉财的《富顺友谊》暗合哈布瓦赫主张，你念老家豆花摊，我忆江边童年，他想茶馆闲谈，凑在一起便是乡愁，便是集体记忆。

《富顺友谊》出版后，孔夫子旧书网售其签赠本，“富顺才哥”公众号满是读者留言：“读沱江想起跟爸妈洗衣，水凉丝丝的”“见豆花饭描写就想回家，妈做的最嫩”“茶馆闲谈跟老家一模一样，爷爷天天去坐”。究其原因，作者不喊乡愁空口号，只写实在事：清晨后街豆花摊，街坊端碗站着或蹲着吃，吃完各忙各的；夏天沱江边，老头聊当年摸鱼，年轻人说下月回家，小孩追跑，江风送凉；茶馆里，老板知谁爱浓茶、谁爱淡茶，有人下棋、有人闲谈。这些场景藏着共性记忆——不是沱江也可能是家门口小河，不是豆花摊也可能是早点铺，不是茶馆也可能是村口小卖部。一读便念起自己的根，暖意丛生。乡愁从不是抽象的“想老家”，而是想老家的饭、河、人，《富顺友谊》恰用实在事，将这份乡愁勾了出来。

（四）在场写作：亲历与共情

在场写作以“亲历性”“语境真实性”“个体情感介入”为核心，强调作家直面现实、扎根本土，在个体与对象的深度互动中挖掘生命与文化的联结。可以说《富顺友谊》是在场写作的一种实践：作者徐玉财以富顺人的亲历视角，将自身情感与本土人事深度绑定，无论是对杨德友十年抗结核历程的细节追溯（从日记原文摘录到“才哥曰”的共情回应），还是对肖慈旭、王德海、李自国等文化守望者的近距离书写，均源于亲身接触与深度共情，而非抽象叙事。 

从《富顺友谊》中不难发现，作者以豆花、沱江、文庙、方言等具体风物为锚点，串联起富顺“狡猾多端又义薄云天”的集体人格，记录非遗传承（杨氏中医、自贡灯谜）、民间文艺（京剧协会、二胡之乡）的鲜活实践，让地域文化不再是符号，而是附着于具体人事的可感存在。同时，作者不回避生命的苦难（杨德友的咯血）与文化的坚守（童昌信捐《沱江行吟图》、张新泉的诗歌守望），以“在场者”的真诚，让富顺的友谊、乡愁与文化传承，在细节与情感的交织中，成为可触摸的生命记忆与文化坐标。

三、不完美的作品：遗憾、原因与地域文学启示

毋庸置疑，《富顺友谊》也存在一些遗憾，寻找这些遗憾并探究其原因，可以为地域文学创作提供借鉴。

（一）遗憾：有真情却缺巧劲

其一，内容重复、结构散。写杨德友“咯血”，2010、2011、2016年日记反复提，作者次次写“心疼”“无奈”，多次重复易让读者麻木；“重情重义”主题较为单调、单一，写杨德友、李昭明、聂成松，都只说“重情”，未从“患难真情”“手艺之情”“朋友之情”等角度区分，显得乏味。结构上，第三辑“文化守望者”一会写肖集刚刻版画，一会写雷安邦做公益，只罗列“做了啥”，未串联故事，如珍珠散盘；部分日记节选过长，杨德友某篇日记写三页“吃面条”“天冷”“午睡”，与“情义”无关，读着易走神。

其二，人物刻画不均。杨德友写得鲜活：病重时绝望说“不想活了”，好转后乐观“明天钓鱼”，与作者争论文章的好坏，固执却真实，如生活里的老大哥。但次要人物太薄：写雷安邦“年捐10万助乡修公路、建学校”，未提他与儿女的沟通、与乡亲的分歧；写肖集刚“刻富顺古镇与豆花摊”，未写他没灵感时的焦躁、找木头的艰辛、手上的茧子。这些细节缺失，让人物成了“纸片人”，读者记不住、生不出情。

其三，视角局限、情感直白。作者只写富顺的好，避谈难题：李师傅愁“年轻人爱打工，没人学扎灯”，朋友间的拌嘴误会，年轻人“不想卖豆花，想进城闯”，都未提及，似加了滤镜，不够真实。情感表达也直愣愣，写杨德友离世，直接说“号啕痛哭”“泪水盈盈”“真的伤心”，不懂留白。若写“他常去的茶馆还留着位置，杯子里的茶凉了没人续”，或“没写完的日记摊在桌，钢笔夹页间，墨水干了”，读者自能感受悲伤，比直白喊“伤心”更有味道。

其四，混淆私人与集体情义。作者将自己与杨德友的私人友谊，直接等同于“富顺人的集体情义”。实则二者不同：“我俩好”是因共同爱好与性格，换个人未必处得来；“富顺人重情”是地域文化滋养的集体特质。二者虽有关联，却不能混为一谈，这一混淆让“二人友谊”失了独特性，也让主题模糊。

（二）原因：“太实在”困住了创作

一是“太感性少理性”。此书为纪念杨德友而作，二人是几十年“过命的朋友”，作者舍不得删重复的日记与回忆，总觉得“多写一句，就多留一点他的影子”。但写作需理性：重复内容让读者腻，无用细节拖慢叙事，如同煮菜只放糖，失了风味。对次要人物，因感情不深便不挖细节，觉得“提一句就行”，忘了细节才是人物的“活气”。

二是“太贴地没抬头”。作者身为富顺人，熟悉家门口的豆花摊、老手艺、方言，却未往大处想：写富顺人重情，未探“是否与巴蜀‘尚义’文化、盐都‘诚信’传统有关”；写乡土文化，未关联“城市化对富顺的影响”“富顺文化在四川文化中的位置”“与自贡、泸州文化的差异”。视角太近，文章便缺深度，只能写“事”，不能说“理”，如挖井只一尺深，尝着甜却不解渴。

三是“主题先行躲矛盾”。作者想突出“温情”“重义”，便放大好的一面，躲开矛盾：避谈朋友拌嘴，怕破坏重情；避谈非遗难题，怕冲淡守望；避谈年轻人离乡，怕影响爱乡。但真实生活本有好有：拌嘴后和好更显情义，非遗难题更显坚守，年轻人离乡更显家乡变化。躲开矛盾，虽合纪念故人初衷，却丢了直面真实的力量，让文章少了厚重感，如同豆花没点够卤，嫩却没嚼头。

（三）启示：实在比完美重要

即便有遗憾，《富顺友谊》仍为地域文学创作提供了四点实在启示：

第一，“扎进生活别飘着”。徐玉财写得真，是因为他真参与非遗申报、真和富顺人吃豆花聊家常、真逛古镇看手艺，而非查资料瞎写。反观有些作者，未到当地便写“美食景点”，文字如旅游攻略，无温度。要写好地域文学，需先在当地生活：吃百姓饭、说百姓话、做百姓事，唯有真经历，才能出真感情，如同种庄稼先下地，才知庄稼脾气。

第二，“平衡私人与公共别偏科”。书中“杨德友日记（私人）+才哥曰（公共）”的写法值得借鉴，但需注意：私人叙事是“入口”，要提炼公共价值；公共道理是“升华”，不能丢私人情感。如写杨德友生病，既写“他难受想放弃”（私人），也写“富顺人遇苦难不低头”（公共）；写他做志愿者，既写“给娃盛饭”（私人），也写“富顺人互助精神”（公共）。只写私人小事成流水账，只说公共道理成说教，如同豆花需黄豆与水比例合适，缺一不可。

第三，“打磨内容挖细人物别凑数”。素材要挑有用的，重复内容如杨德友日记里的琐事，该删就删；哪怕感情深的素材，也要按“叙事逻辑”留，不能因舍不得硬塞。人物刻画要均衡，核心人物挖细节，次要人物也抓特征：写雷安邦加句“乡亲嫌公路窄，他拿尺量说‘先让大家走，以后再扩’”，写肖集刚加句“捡木头打磨，手上口子贴创可贴接着刻”，人物便鲜活起来。读者看的是内容实、人物真，而非字数多、人物多——三个活灵活现的人，远胜十个“纸片人”。

第四，“情感留白直面现实别躲”。散文情感要“藏”而非“喊”：写怀念杨德友，用“他的鱼竿还在沱江边，却没人用了”，比“我想他”更动人；写朋友好，用“他总带热豆花来，知我爱吃”，比“他对我好”更真切。现实有好有坏，要敢写非遗传承的难、朋友间的吵、年轻人离乡的无奈——这些不完美不是破坏主题，而是丰富主题：李师傅的着急更显坚守，与杨德友的吵架更显友谊珍贵，年轻人的闯劲更显家乡变化。如同富顺豆花需豆花的嫩与海椒酱的辣，文章有暖有难、有笑有愁，才够真实，才让读者觉得“这是生活，这是我的家乡”。

总之，真情是地域文学的根。《富顺友谊》不是完美的散文，却是真诚的散文。地域文学无需追求高大上与惊天大事。写好身边的普通人，写好日常烟火气。说到底，写地域文学，就是写自己的根：根扎得深，文字才长得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