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玉 

知识分子本该承担纾解精神困惑的使命，却往往最先陷入精神困境，恰如“身在此山中”。四川作家罗伟章的长篇新作《红砖楼》，正是一次“作家写作家”的自我剖析式探索。书中，主人公冉强与“东轩作家群”的核心成员同住一栋红砖楼。这栋楼，便象征着作家与知识分子群体所深陷的巨大精神困境——人人困于其中，却各自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细读小说，可辨识出两种权威：一种在红砖楼内部，一种在其外部。一种是冉强所代表的权力权威，另一种是洪教授所代表的实力权威。而红砖楼这一困境的制造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冉强——权力权威。

面对这一困境，“东轩作家群”的核心人物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出路：孙云桥北漂，李回家下海，施广元搁笔。叙述者“我”最终选择出走。作者如何呈现这种精神困境及其种种选择？答案，便藏在一系列人物的隐喻之中。

这些人物大致可归为三类：理想的旁落者、探索的出走者，以及在悲悯中望见希望者。

一、理想的旁落：邮局姑娘、小琪与沈聪

小说开篇即设置了一处错位情节：“我”本欲拜访孙云桥，却阴差阳错地见到了冉强。冉强是权威，是王者（此为作者原话）。这种权威为整栋红砖楼乃至整个“东轩作家群”蒙上了窒息般的压力。“我”敏锐地感知到这一点，于是借由对“你”的倾诉，展开整个精神困境的叙述——这是贯穿全篇的叙事策略。在对“你”的诉说中，较早出现的人物是邮局姑娘，这是“我”最初喜欢（暗恋）的姑娘。“我”视她为最初、最朴素的理想的隐喻。但她最终嫁作人妇，沦于粗俗，这是“我”第一次理想的落空。

知晓真相而不能言者，往往走向疯癫，小琪便是如此。她是冉强的外甥女，也是保姆，一个极具张力的女性角色。起初，冉强之妻万明丽曾撮合“我”与小琪，但因冉强的缘故，“我”拒绝了。后来“我”再到冉强家，听说小琪因听不得门响声而患上精神病，“我”由此自责，但其实这并非“我”之过——小琪是因收拾东西时窥见冉强的某些真相，却无法言说，才逐渐疯癫。听不得开关门声，更像是托辞。沉默，是小琪面对精神困境时的自我选择，最终将她推向精神病院与癫狂。与此相对，她的接替者小高也发现了真相，却懂得逢人便诉说，虽不久即被辞退，但至少没有疯掉。

沈聪亦是如此。他发言讽刺冉强，不守“规矩”，触犯了红砖楼的潜规则，便被众人视为不正常，应该被送进精神病院。正如冉强之妻万明丽（小琪的舅妈）去探望小琪时所言:我觉得他们才该是正常人，我们才是病人。无论如何，在权力的压制下，疯癫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至少，还活着。

二、三种出走：孙云桥、师美与“我”本身

出走，未必带来救赎。

作家孙云桥北上京城，每日周旋于女人与达官显贵的应酬之间，沦为混混儿，再无作品问世。他从一种困境跌入另一种困境，并未真正走出那栋红砖楼，也未能摆脱精神困境。孙云桥的出走宣告失败。

才女师美并不住在冉强的红砖楼里。她有才华，能说会写，去了重庆的音乐台。然而她困在了自己的精神“红砖楼”里——小说多次提到她容貌丑陋，甚至因此被男人嫌弃。她的精神困境源于情感。在“我”眼中，师美本是透彻、独立而自由的，却为情所困，选择出走，——出走后归来，归来后仍走向了自我毁灭，依旧未能走出精神困境。

师美这一角色的塑造，在我看来，提供了另一种困境的可能：即便远离权力的红砖楼，文化人也可能陷入世俗情感的红砖楼。出走未必是勇气，也可能只是逃避，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师美终究死去。这是文化人的出走。

知识分子“我”虽不住在红砖楼，却始终受制于冉强。因为拜访他，便被归入冉强阵营；报考都市报社，因答题时未评论冉强的作品而得罪了他，影响了面试；即便到了报社，依然绕不开冉强，受其“挟制”。在冉强入选“世界百强作家”及为其塑像等事件之后，“我”终于辞职，离开东轩。

文中数次提及“我的死去”，实指“我”的沉沦。“我”周旋于冉强周围，内心却仍有出走前的孙云桥的影子。正如文中的“你”所言，挣扎即是活着，而“我”徘徊于死与活之间。最终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是“你身边的女子”问出的一句“冉强是谁”——这句质询让“我”猛然醒悟。“我”的出走，不仅是离开东轩，更是停止写作。这是知识分子的出走。

三种出走，三种境界，而“我”的出走串联并升华了孙云桥们与师美的出走。他们不再写作，或许是堕落，或许是绝望，但更可能是坚守——因为无论去往何处，都可能遇见红砖楼，都可能遇见冉强。

三、悲悯中的希望与善意：“你”、“你身边的女子”、任敏与洪教授

是否处处皆有冉强，便毫无希望？不然。

“我”将希望寄托于贯穿始终、反复出现的“你”、“你身边的女子”以及任敏。文中多处暗示，这三者其实同属一类人。不妨将她们理解为一种化身、一种符号——比独立自由更宽广的悲悯，或如罗伟章自己所言，是一种“怜惜”。

当“我”陷入精神困境时，便会转换叙述视角与人称，与“你”对话。“你”见证着“我”的挣扎。而“你身边的女子”与任敏，则是“你”的分身：前者以话语引领，是圣化；后者奔走人间，行具体之善，是显化。“你身边的女子”在开头与结尾两次出现，均强调她问“我”：“冉强是谁？”她竟不知红砖楼里的冉强——这是一种清醒。结尾特意描绘了她的外貌：

那个像阳光和野风一样的女子，肤色黑，眸子更黑，黑得深，黑得遒劲，我在黑夜里也能看见她眼睛的黑。

这不禁让人想起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正是罅隙间的光亮与希望。

而任敏行走在人间，奔走在高原，是人们的“背包姑娘”。她为草原孩子送书，带领妇女创业，保护生态与动物……被人们奉为菩萨。洪教授同样如此，他爱才惜才。对于有显而易见人格缺陷的“我”，冉强只看到缺陷，而洪教授更相信执笔之人的才华。任敏与洪教授，隐喻着世间可见的善意。

有读者认为小说结局开放，作者并未交代“我”出走后不再写作将会怎样。而答案，其实就隐在这些人物隐喻的意义分析中。结尾处，“我”对着洪教授遗像所说的那句话，既是秘密，也是某种答案。

当陷入“冉强式”的精神困境时，该作何选择？像邮局姑娘那样变得粗俗？还是如小琪、沈聪那般疯癫或被迫疯癫？抑或在出走后落入另一种困境，还是在挣扎中仍能望见罅隙间透来的微光？

世界很小，处处皆可能有冉强；世界很大，不唯有红砖楼。这，或许便是作者给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