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聚焦四渡赤水这一经典战例，讲述了三万红军在四十万敌军合围之下冲出重围、绝地反击的故事。

然而《四渡》的意义远不止于一部电影：从拍摄到呈现，它本身就是一条让历史活起来、走进人心的红色研学之路。

《四渡》的创作过程，首先便是一场深度的历史研学。导演徐展雄曾说：“剧本是用脚在贵州山水间一步步走出来的。”影片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绝大多数在贵州和四川实景拍摄。主创团队2024年10月深入遵义、土城、茅台、娄山关等地采风，辗转于赤水河两岸。拍摄周期恰好与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历史时段重合。这种创作方式，在历史学视域中被称为历史重演活动（Historical Reenactment），以历史研究和想象为基础，通过表演性行动在当代重现特定的过去时刻，使参与者与观众在身体与空间经验中理解、讨论历史的意义。

一、沉浸式观影：从旁观者到局中人的视角转换

如果说拍摄是主创团队的研学，那么观影便是观众的研学。因为物理上的重走让身体记住这段旅程，而影视中的重走，是以地图推演的方式把战略博弈变成沉浸式认知体验。

电影从一开场，画外音便推进着镜头与地图之间的相互淡出：山川河流与地图疆域反复穿梭，让观众可以在红军方、国民党方、战场方等不同视角之间自由切换。这种沉浸式认知体验，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中单一的旁观者视角。

影片还编织了一套藏在画面细节里的视觉隐喻体系。毛泽东几乎在每一次地图推演时，都用辣椒来代表地图上的部队：这既是生活化的一面，又形成了与动态地图演变中红色箭头的形象呼应。红色箭头是标准的军事指挥符号，辣椒则是毛泽东个人特色的“红箭头”。

红军、红色箭头、红色辣椒，一脉相承。在毛泽东与蒋介石隔空又同框的棋盘博弈中，这种视觉上的隐喻达到高潮——娄山关一战中，画面中其他人暗下去，只剩下二人中间隔着一张地图桌，蒋介石处于冷色调的蓝光下，毛泽东身后则是暖色调的红光。平行蒙太奇之上叠加隐喻蒙太奇，让四渡赤水从看似红军单方面的胜利史，变成了两种信仰力量、两个决策者之间的思维博弈。这种视觉奇观，不仅为红色研学提供了代入式角色沙盘游戏的范本，更赋予了历史事件以博弈论的思辨深度。

影片还通过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让镜头跟随指挥者的手势走进山川河谷，直观呈现地形特点、兵力部署与战术意图。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由此变得可视化、通俗化。

二、红色研学的代入者：三个新角色

于适饰演的赵德发、夏子轩饰演的阿金和王雨甜饰演的郭闯，是红军长征期间侦察连的一员，是立足广大无名红军队伍中的虚构原创角色。但他们为四渡赤水提供了地图推演之外的三条新的代入路径。

导演徐展雄称赵德发是“整部戏的眼睛与心跳”。角色的关键功能在于衔接沙盘地图的另外两个视角：一个是作为当下回溯历史的全知视角，用以看待毛泽东作为军事领导人的全局性；另一个则是作为战略博弈下普通红军战士的微观视角。赵德发所带来的，是一个中间视角。从纵向上看，它直接连接战略与个体；横向上看，它让整个四渡赤水具有了更多的传承性。如果说赵德发是红军的缩影，那么从功能上看，他也是红色研学剧本中说书人角色：正因为有他的视角，观众在重走四渡赤水之路时，才能获得更多的第一视角感。

阿金则为整部《四渡》注入了青春感。作为红军从土匪那里拯救出来的流浪少年，他一开始只是想混口饭吃，最后拥有了真正的信仰。他可以被视为观众的带入者，或者说红色研学剧本中的成长者角色。赵德发与阿金的对话过程，就是观众代入的过程：无论是沙盘解释战术，还是教他写“新”和“人”字，都是讲给阿金听的，也是讲给观众听的。导演徐展雄在拍摄中发现，“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0岁”。长征故事本身就是一场年轻人的故事，阿金就是这个“平均年龄”的具象化体现。他看起来不过12岁左右，他所做的选择，是一个少年在那个时代下应该做出的选择。

郭闯带来的，是研学之路中很难还原，但《四渡》里做到的战争的真实痛感。

四渡赤水从来就不缺贴身肉搏，但很多战争题材影像作品把中心放在了枪林弹雨中。而因为有郭闯的出场，观众能看到大量硬核武打戏份。上一秒他还在给赵德发分刺梨干，下一秒就在和敌人刺刀见红。大量近身巷战与格斗集中在土城，空间的挤压感从俯视镜头中传递出来，然后直接转到小巷、门板、屋檐下的扭打。拳头砸在脸上的血沫，夺刀时青筋暴起的手臂，战争的残酷性在郭闯的高光中被体现得更加清晰。前面的打戏越是足够精彩，郭闯的离去才越发带有强烈的悲剧性。影片从不美化牺牲，而是把这种真实的痛感通过视听语言传递给观众。

三、情报战与“豪密”：历史深处的思辨课堂

《四渡》中反复出现的二局，是红军情报的重要发出部门：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专门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与密码破译。电影展现了二局的信息情报同步能力：国民党军的密电，红军基本当天就能破译。毛泽东能及时准确地做出判断：敌人往何处调兵、包围圈哪里有空隙，靠的就是这份情报支撑。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支队伍：“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电影中还有一处细节展现。四渡赤水后，红军主力抵达金沙县安底附近准备南下渡乌江，而国民党周浑元、吴奇伟六个师距红军只剩一天路程。毛泽东却说：“曾希圣同志有个妙计，二局可以模仿蒋介石的语气和国军发报手法，给中央军发电，改变他们的行军路线。”假电报发出后，敌军果然奉命改道，红军顺利渡过乌江。

影片还提到了周恩来发明的“豪密”。伍豪是周恩来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化名。1931年，周恩来亲手编写了这套密码，是共产党第一部无线电密码。“豪密”采用二重作业的复译法密码体制，实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

从地下党时期到红军长征、再到延安，国民党从未成功破译过。这些情报战线的传奇故事，让四渡赤水不再只是一场地面上的军事行动，更是一场信息与智力的暗战。对于红色研学而言，这无疑是一堂关于战略思维、信息博弈与隐蔽战线的生动课程。

四、从银幕到山河：红色研学的可感、可玩、可思

如何为年轻一代打造出历史可感、可玩、可思的路径，让红色文化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四渡》正在激活一条从银幕到山河的红色研学链条。跟着《四渡》游四川，成为一种新时代下文商旅体融合的全新可能。四渡赤水红色研学精品线路可以中央红军长征行军路线为线索，跨越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从泸州叙永石厢子会议旧址到古蔺太平古镇，从二郎滩渡口到贵州茅台镇，再到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这条路线本身就是一部可以行走的电影。

电影中的沙盘推演、角色代入、情报破译等元素，也完全可以转化为沉浸式剧本游、角色扮演等研学形式。

在红色文化与当代年轻人之间，需要新的连接方式。《四渡》用电影工业的语言重述了一段军事传奇，把已知的过去转化为可感知的当下。它证明了历史不仅可以被观看，更可以被推演、被体验、被思考。

作者简介：但愿，成都市工会干部学校讲师，四川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评论专委会委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文艺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