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龙

捧着侯志明先生的《棋盘山下》，我久久凝视着封面。右上方是粗犷有力的书名“棋盘山下”，正面是一群充满沧桑感的背影，我心里慢慢生出敬畏。左上方那两行小字“时代洪流下交织的阴差阳错，命运轨迹中浮沉的青春之歌”，把这本书的内容，通过这幅白底黑字再加动态十足的图画，缓缓透视了出来。我这个有别于普通读者的文学爱好者，一下子感觉到四川文艺出版社与作家出版社联合推出此书是负责任的。

但是，我的目光掠过题记，扫向目录，心里开始失望起来。

那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标题，虽然穿插在“上篇”“中篇”“下篇”中，但近乎口语化的表达，更像是顺口溜——或者，再委婉一点来说，也只能算是“碎”了的散文标题，几乎不像是一部充满历史时代感的严肃小说。

作者侯志明身为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深耕散文创作多年，出版过《行走的达兰喀喇》《少点精致的俗相》《老马识途》等散文集。这部《棋盘山下》是他经过五年创作、十易其稿，于2026年3月完成的首部长篇小说。我忐忑不安：作者长于散文，但是否擅长小说创作？他是不是把一群人写“散了”、会不会把一个时代写“碎”了？

听主持人介绍，这部作品2024年5月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已在多地举行品读分享会，读者反响强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准备“耐着性子”读几页再说。

刚刚阅读完正文第1小节，结果大出我的意料。我忽然意识到先前闪过的念头，实在是太过草率。

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

作品开篇即如同展开一幅斑驳深邃的图画，“来公社领兵的”（摘自《棋盘山下》，下同）连长谢春明和公社武装部长，“骑着自行车从公社来到了曹家村曹玉兰家串门子”。“曹玉兰知道谢春明这次是来领兵的，就立即给韩山捎口信，让他晚上无论如何来一趟。”然后，谢春明问韩山：“没谈对象呢吧？”“韩山侧过头偷偷地瞅曹玉兰，曹玉兰听到这句话接过来说：‘没谈对象谁喊你姐夫？’”“谢春明用两个手指敲着自己的脑门子，恍然大悟地说：‘这话问的！’”就这几句话，曹玉兰的泼辣灵动、韩山的憨厚木讷、谢春明的热心耿直，连同几个人的关系，清晰明了地展现出来。

作者对语言的掌控力和对长篇小说的驾驭能力，让我放心阅读起来。

“曹家唯一的儿子叫曹家宝，又是独苗又是老幺，在曹家有着不可忤逆的地位。小时候，曹家宝吃东西自己咬了舌头，三个姐姐都得挨打。”如此描述农村人娇宠“独儿”的陋习，展现其在家中称王称霸的地位，不可不说是入木三分。

作为全书的核心人物，韩山的弃婴身份，先是被叫“狗毛拴”的乳名，再按家中排行叫“韩三”，后因为生活在棋盘山而叫“韩山”。他的身份认同与身份焦虑，有别于普通人，却与普通家庭类同。

韩山的人生轨迹充满曲折。他在乡村教师家庭长大，成长中逐渐形成独特的性格与精神世界。他把母亲给地主婆送的馒头踹烂，被父亲毒打。为家庭考虑，辍学去学木匠。高中毕业被人顶替上大学，只好回家帮忙种地。似乎认命了的韩山，种地很勤快，如果他当了农民，也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好农民。但是命运安排韩山去部队当兵吃军粮，幸运考上军校，眼看终于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道路，不料情节急转直下，他被副师长误会，被迫转业。

转业到了棋盘山煤矿的韩山，既是阴差阳错，也是性格使然。他一直生活在眼前的现实中，或者说一直生活在看得见的真实里。与初恋曹玉兰分手、与女教师王丽结婚，后来误会王丽出轨，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暴打他曾经十分相爱的人，最后狠心离去。

韩山的性格，在年轻时始终有不肯吃亏的一面，比如买到假烟后去换烟，利用狡黠性格玩些外强中干式的把戏，让人深刻体会到他“打得赢打，打不赢跑”的投机心理。

但是，他同时又是个热心肠：到矿务局大半年，“韩山也总是很忙，总是回来很晚。上班忙什么不知道，下班后会战友，明天会老乡，后天会同学，天天有事情，天天有酒喝。周六周末也不闲，不是球场上的运动员，就是球场外的裁判员。他精力之旺盛，就像春天里破土而出的竹笋，夏天里膘肥体壮的公牛。”

韩山还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在“猪头事件”中， 朱一斗故弄玄虚，要韩山心无旁骛地在“远离教室的北墙下”打坐，“韩山忠厚”，“当即同意了”。因为他“觉得朱一斗人不坏”，而且“他甚至想，人家一不图钱，二不图名，又这么主动，自己怎么好拒绝呢？”这时韩山的妻子王丽对朱一斗的气功是不相信的，对朱一斗发功充满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鄙视”，而且她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叮嘱韩山:“你真信啊？多点心眼儿吧，别谁的话都信。”后来，心怀叵测的朱一斗果然拿着钥匙打开了韩山的寝室，脱光了衣服钻进王丽的被窝，悲剧发生了。

这样的矛盾性格，源自韩山的出身，继而造就了他的冷漠并加深了他的缺陷：他骨子里有农民的狡黠和踏实、机灵及运气，但最终把可以看见希望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这也是那个时代不少人的悲剧。在极端自卑中变得极端自尊，拼命想改变命运，有机会拼命抓住机会，没有机会渴望机会甚至制造机会，但因诸多局限又被种种“机会”束缚、牵绊甚至击倒。

亲手毁掉自己幸福的韩山，骨子里粗暴、自私。在王丽无辜遭受重击时，他脑子里想的是自己的名誉，对王丽没有起码的关心，并且在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下独自出国远去，成为逼迫王丽走上人生末路的隐形凶手。

不过，经过生活的磨练，韩山慢慢改变。他回到国内，到一所名校任教，对工作不挑剔，对学生关爱有加，甚至悄悄给学生买校服等，这与他少年时的忏悔有关——毕竟，因为自己的过错，“她（地主婆子）病了两三天了，没饭吃，是饿死的。”而他却受到学校表彰，父母被气得要死。那一场景，在韩山心中应该是刻骨铭心。

没有看透生活的真相，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恰到好处的人情世故应变能力，过分迷信超自然的力量、过度相信友谊，这是韩山和王丽的区别——知识的区别、阅历的区别、成长环境的区别。

围绕韩山出现的“我”，既是韩山的影子，也是韩山的参照，甚至可以看作是韩山的导师。这个时时步韩山后尘，又处处以韩山引以为戒的年轻人，受韩山的影响尤为深刻。他与书中出现的谢春明和金库不一样。谢春明是矿务局改革闯将，金库是投机商人，“我”则是看透人世间凡尘俗事的清醒者。但这“清醒”的代价，是韩山遭受情感的折磨、谢春明的家庭破碎和监狱生活，以及金库纸醉金迷之后的跳崖身亡。“我”与韩山经历了类似的困境，却始终以旁观者视角审视韩山的得失，从而在反思中保持了相对的谨慎。

至于书中的女性，不论是生活在农村的曹玉兰，还是走进城市的刘茵，她们的刚强、独立都代表着新时代的女性；知识女性王丽、董霞、刘淑婷，包括吴家姐妹，她们的生活也脱离不了时代强加给她们的影响。至于吴秀莲、闫红、赵晴、林婉清等，她们既是书中的配角，更是普通大众中的缩影。

滚滚时代浪潮奔涌不息，无数人像河流中的沙粒，要么被淘洗成亮眼的标记，要么被摔打得粉身碎骨，要么被岁月冲刷得无影无踪。

难以完全蜕化的身份

题记中说“一只脚穿着泥泞草鞋、一只脚穿着锃亮皮鞋”，这句话是为小说中人物划定身份，更是打开整部小说的钥匙。

在艰难时代穿草鞋，走的泥泞坎坷的路，简朴、体贴、舒适；在富裕时代穿皮鞋，走的是光鲜平坦的路，隆重、体面、却难免受其束缚。尽管如此，脱下草鞋穿上皮鞋也是人人向往的。但生活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人可以选择，却不可能尽皆心想事成。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几乎都处在这种“一只脚踏在过去，一只脚踏在现在”的拉扯或者分裂状态之中。他们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贫穷走向温饱，从闭塞走向开放，但身上永远带着两种印记——草鞋的泥泞和皮鞋的光鲜，当“两只鞋”重叠在一起，就成了这一代人独有的人生命运。

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可以说是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见证国家从百废待兴走向繁荣富强。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新中国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经历了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说实话，这一代人的出路其实有限。

尤其是农村家庭出身的孩子，衣食无忧的极少。很多农村孩子人生的奋斗目标，就是长大后能够吃饱穿暖、结婚成家、繁衍后代。最好的前途就是通过升学离开农村，但这样的比例实在太小。次之的就是当兵进部队，再次之的就是学个手艺，其余的则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继续像父辈那样在土里刨食。另外，极个别家庭的孩子，还有一条在今天看来算是奇特的改变命运的路，那就是顶替父母接班。不过这样的家庭实在是凤毛麟角——书中谢春明就具备这样的条件。

但是，农村孩子即使有幸走出农村，但根还在农村。于是，就有了“一只脚穿草鞋，一只脚穿皮鞋”的“怪异”，这是难以完全蜕化的尴尬身份。

韩山狠心抛弃与他将要结婚的初恋女友曹玉兰，转而去追求女教师王丽，不得不说有身份方面的考量。王丽弟弟王成两口子过的艰难日子，同样令人触目惊心。矿井轮换工吴富贵和妻子刘茵的拼搏，无一不体现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带来的巨大悬殊。

《棋盘山下》运用一个接一个鲜活的故事，把一群又一群人的人生百态显露出来。在这样接近直白的表达中，令人啼笑皆非的关于“危桥”的故事，让人深切感受到官僚主义的荒唐；涉及谢春明引进彩电生产线，反映当时中国消费品工业通过引进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金库从事的商贸生意和房地产开发，以及后来的传销活动、企业改制收购，然而商海沉浮，金库在一次次豪赌中终至山穷水尽，展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折时期财富积累的种种路径。此外，气功热、录像放映、眼镜生意、罚款惩治吐痰、城市养狗、年轻人不结婚不生育等社会热点，经过富有哲理和丰富人生阅历的语言叙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说围绕棋盘山写东北煤矿，但实际上“棋盘山”已经移动起来，成为可以随处放置在中华大地任何一个地域上的象征。“棋盘山下”的人物，走进了打上时代印记的集体相册。

韩山从弃婴到顽童，再到努力学习的学生、勤劳的农民，然后是当兵考上军校、转业走进矿山，接着在矿山拼命表现、结婚、离婚，最后出国归来，他的经历并不完美，但都在不断争取。普通人有的优点他都有，普通人有的缺点他也有，甚至无论优点缺点，在韩山身上都显得很突出。命运最终没有把韩山击倒，因为他有根本的善良与做人的质朴。曹玉兰作为乡村女性的代表，对韩山的爱情热烈而执着，但她最终因为难产去世。她的不幸，既是命运无常，也是时代背景下女性被迫隐忍的无奈。她也抗争过，她也很坚强，但她太善良——中国女性普遍忍让，宁愿自己去死，也要让心爱的人活得舒适的那种宽容到自卑的忍和让，在曹玉兰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王丽则代表了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新一代女性形象。她与韩山的结合看似美满，实则隐含着两种文化背景的冲突。王丽最终的悲剧是被冤枉、被家暴、被社会舆论吞噬。她的不幸，是命运的安排。如此等等。每个人都代表着一群人，每一群人身上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灵魂。

时代发展到今天，城乡界限不断消弭，无论农村人还是城市人，外在的区别已经越来越小。可以说，《棋盘山下》这群人的集体记忆已经成为历史，这段历史中饱含的苦痛与悲剧，是因为他们经历身份迭代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那时他们几无选择——即使可以选择，命运从来也不会因为一个人拼尽了全力，就对他网开一面。

散文化叙事中的凡尘群像

在厘清了人物的身份困境之后，我们有必要追问：这种复杂的时代烙印，是通过怎样的叙事方式被呈现出来的？

《棋盘山下》是一部用散文化的笔法来写的小说。在文体逐渐模糊的当下，用固定文体写作一篇文章，甚至是一本书，可能性实在不太大。像这类通过展现五六十年代人的故事，来表达一个大时代，只用散文手法，因其“形散”而不能达到其雄阔；只用小说手法，因其“虚构”显得不够严谨，两者兼用，把握不好，易“散”易“碎”，依然颇具风险。但《棋盘山下》给人的感觉像北方面食，“面”本筋道，又“挼”得好，所以读者阅后心满意足、回味无穷。

我认为《棋盘山下》让读者有顺畅阅读感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更在于作者依靠那些说进人心坎里的故事，把生活哲理与人生阅历揉了进去，表现了那个时代破碎而真实的人性。

“棋盘山”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更是承载神话传说、历史记忆与精神象征的文化意象。那副在书中反复出现、由石虎背负的棋联“棋如人生，观棋不语真君子；人生如棋，见死不救是小人”，构成全书文眼。不论是否隐喻，通俗易懂的语言，已经足可让任何读者都能明白这些文字里包含的人生哲理。作者接着讲述棋盘山山里山外的诸多故事，这些故事看似信手拈来，但无一不与全书紧密相关：韩山的生命轨迹从这里开始，后来他人生中遇到的诸多大事都与这座山相关。棋盘山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芸芸众生就是一颗颗棋子，只是“棋子”来来去去生生死死的命运，被个体承载，却被时间掌控，直到不需要判断结果的最后，自己方才知晓答案。

如果只依靠韩山来完成全部故事的讲述，作为小说创作当然结构紧凑，但视觉的广度与历史的深度，特别是韩山“消失”的那些年，一旦处理不好，作品就会“断层”；或者即使可以破解这个障碍，作品也会不可避免地显得单薄。在第10章中出现的“我”，如同回忆散文里经常出现的另外一个“我”，非常巧妙地接过叙事者的任务，及时弥补了这个即将出现的缺陷。

这种运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也称第一人称旁观者视角）的手法，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感和可信度，毕竟“我”是故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我”的眼睛观察韩山，不但保证了叙事的直接性，更让作者运用他熟练的散文手法，把故事挖掘得更深，把道理讲解得更透。

散文的“形散神聚”与小说的虚构有机融合，使小说文本不再依赖情节、人物和环境三位一体的传统模式，而生发出独特而且高级的审美效果。相较萧红《呼兰河传》的散文化乡土叙事，《棋盘山下》更侧重于用散淡笔触勾连时代大事，在“散”中保持了一条清晰的人物命运主线，避免了纯粹抒情而失却历史厚度。侯志明是散文家出身，在《棋盘山下》中自觉地将散文化语言植入小说叙事，让故事不再仅为讲述事件而存在，更是为了传递一代人的集体情绪。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凝结为时代符号，环境描写亦直接参与情感表达，语言本身便成为承载历史的艺术。

比如作者写宿舍：“楼梯豁牙露齿，扶手油脂麻花，墙壁斑驳潮湿，走廊暗淡无光。”时代沧桑感破纸而出；写东北平原：“炎热的夏季一过，东北平原就会迎来一派清新寥廓、浓郁醉人的成熟景象。大地绵远、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凉风习习……”地方特征拉近人的亲近感，让读者不产生阅读疲劳。这种笔法，使叙述更从容舒缓，富有诗意。“你就当个乌龟王八，把你头锁起来几天不行吧？”这些充满烟火气的对话，读来实在、生动。

散文化的手法用在小说里，确实有风险。但侯志明成功地避免了这个问题。他在引入“我”之后，恰当地弥补了主人公单一的不足。“我”既是生活的实践者，也是时代的观察者。透过“我”的眼睛，韩山、谢春明等人物的命运被串联起来，那些像散落的珍珠的一个个故事，终于被一根“线”串起来，最终成了好看的“珍珠项链”。

回看那些曾被我认为像“顺口溜”的章节标题，在通读全书后再读，反而觉得它们贴合了全书平白如话的叙述基调——不雕琢、不端架，恰如那些穿草鞋的人说出来的话。

至此，作者恰到好处地把散文与小说的特点结合起来，“散”的故事不但让文本丰满，同时凝聚成不同暗线“埋”在各种情节之中，最终聚焦于如歌岁月中的众多人物，也就是题记中写的“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读者看到了一位写作者的真诚。这是一个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对同代人的深情凝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他们的奋斗与奉献，是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城乡缝隙越来越小直至终将消失之前，这些“一只脚穿着泥泞草鞋，一只脚穿着锃亮皮鞋”的人，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这部作品给出的答案是：他们留下的，是每一个小人物的沧桑背影，是一代人的凡尘俗事。

这些背影正在远去，这些俗事正在被遗忘。侯志明要用他笔下的文字，把他们留下来，让他们永载史册。

掩上书，我想起作者在书中写的一句话：“其实人生的脆弱只是在关键的几个节点，而坚强才是人生的本质。”五六十年代的那一代人，用他们的一生证明了这句话。而我们这些后来者，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他们。

不要忘记那些背影。

对于关注五六十年代人命运，以及喜欢散文化叙事风格的读者而言，这部充满深情与反思的长篇小说，值得静心细读。它不一定能够提供快节奏的情节刺激，却能让走近它的人在那些沧桑背影中，看见自己父母兄姐的影子，听见一个时代渐行渐远却不应该被遗忘的回声。

作者简介：

冯俊龙，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第三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骨干评论人才培训班学员。近年来主要从事散文、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创作，在《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作品多篇，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作家文摘》及新华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转载，长篇历史纪实《晚清传奇朋友圈》（合著）入选《作家文摘》2025年6月新书榜。曾多次获得全国诗歌•散文奖、四川报纸副刊奖、四川散文奖、头条号青云奖等奖项，评论作品入选2024年度四川省文联“百佳推优”工程及多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