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怀凤

或是源于官方海报“一众布衣甲，一场守家战”的注解，或是影片表面铺展的小家庭、小村镇叙事样态，从预告释出到上映初期，主流解读多将《得闲谨制》定义为一部小人物的抗战史，至多将其视作一部平民史诗。事实上，影片中的每一个核心人物都承载着隐喻内涵，这让本片超越了小人物叙事的表层框架，成为一部暗藏民族抗争密码的隐喻影片。

觉醒者

主角莫得闲的人物设定，自始至终暗含着超越普通百姓的隐喻。南京沦陷之际，他亲历家破人亡，唯有太爷与他相依为命，这份创伤记忆为他的警觉埋下伏笔。

即便退守相对安稳的戈止镇，他也从未丧失危机意识：深挖地窖以备避险，亲手发电、组装收音机接收外界讯息——《论持久战》，甚至将家用的刀斧做得极致锋利。当3名迷路的日本兵闯入戈止镇，莫得闲成为第一个主动觉醒的抗争者，决心成为守护家园的赴死者。

不少观众将其解读为底层百姓的本能反抗，但忽略了其金陵机械厂钳工的核心身份——钳工的职业属性，精准指向工人阶级的群体定位。影片刻意将打水雷、引领众人避险、率先觉醒抗争等关键任务，赋予一名工人而非他人，其隐喻指向明确：中国革命与民族抗争的先锋队，正是工人阶级。

作为这一群体的具象化代表，莫得闲不仅是技术支撑的核心——正是他修复了作战武器苏罗通炮，更是精神引领的中坚：他是众人落脚戈止镇的领路人，是先进生产技术的持有者，更是革命进步思想的传播者。其觉醒者的身份，本质上是工人阶级在民族危亡之际的使命担当。

联盟者

戈止镇的抗争历程，是全民族抗战的微观演绎。不同阶段的抗争主体构成，对应着不同层面的联盟隐喻。

3名日本兵初入小镇时，炮兵部队虽率先开火，却因慌乱无措未能击中目标。两名村民扛着从莫得闲家借来的、平日用于烧火打猎的土枪，击毙一名日本兵，赢得抗争的首次胜利。

这并非偶然的情节设计，而是暗含工农联盟的隐喻内核——工人阶级的技术储备（武器维护）与农民阶级的本土优势（熟悉环境、果敢出击）相结合，才实现了抗争初期的突破性胜利。

逃跑的日本兵通风报信后，装备精良、战术成熟的日军主力随即袭来。坦克开路、弹药充足，这场战斗远比应对3名散兵惨烈得多。炮兵部队在激战中近乎全军覆没，而此时的戈止镇，男女老少齐上阵，工人、农民、士兵拧成一股绳，形成一支全员参与的抗争联盟。

这一联盟形态，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小规模缩影，这是以民族存续为共同目标的集体抗争。最终，这支微型“统一战线”成功击退日军，暗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核心保障的历史逻辑。

未死者

在影片的人物命运设定中，死亡与存活同样承载隐喻功能：货郎、炮兵、木匠等角色的牺牲，印证了抗争的惨烈；而老太爷、孩童莫等闲、炮兵康灵宝以及逃亡的日本兵等未死者，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历史与现实指向，构成民族存续与危机延续的双重叙事。

年迈的老太爷，是古老中国的具象隐喻：恪守传统礼教，即便身处战乱，仍坚持立祖宗牌位、按时上香。这份对传统的坚守，正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根基。他虽年迈糊涂，却总能在危难中幸存，暗喻着中华文明在无数次战乱劫难中始终未曾中断的韧性。

孩童莫等闲在战乱中诞生，又因炮火冲击落下间歇性耳聋的创伤，却始终保持着孩童的天真与乐观，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这正是新生民族力量在苦难中孕育成长的写照。

炮兵康灵宝的存活与成长，是抗争精神传承的隐喻。影片末尾通过细节暗示他携苏罗通炮参与后续的抗美援朝等战役，意味着民族抗争的精神并未因抗战结束而消散，而是延续到新的历史阶段。

那名逃亡的日本兵更具警示意义：他满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看似尊崇中华文化，实则包藏祸心，甚至下令“若莫得闲弯腰便开枪”。这种伪善嘴脸戳破了侵略者的文化伪装，警示着每一位观者：敌人的伪善从未消失，危机的隐患始终存在。

居安者

伪善者从未消失。这部反映抗日战争切片故事的影片，没有涉及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没有涉及抗日战争的结束。如果没有历史的积淀或全能视角，我们并不能预料这场无休止的“逃亡”会在何时结束，这就使影片的时间有了无限延续的可能。

同时，导演有意在观众沉浸在“真实的幻觉”时插入黑白默片，主动推倒“第四堵墙”，使影片的启示意图直白起来：不仅让观众意识到自己是观众且正在观看一部抗日战争的电影，还让观众意识到自己作为当代观众，是居安者，但需思危，因为侵略者并未全部被杀死，逃走的那一个还是满嘴中华礼仪文化的伪善者。

小与大的艺术

自新历史主义流行以来，观众更倾向于接受小故事、小人物的艺术表现。但从《南京照相馆》开始，已经有人意识到：我们难以接受影视艺术中侵略的残酷，但我们曾经遭受的侵略远比影视呈现的残暴百倍。

《得闲谨制》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它用小人物、故事截片呈现了民族危亡与斗争的历史，甚至加入一些黑色幽默，使影片观影感受不至于很沉重，甚至适宜低龄儿童观看。这使影片的受众面更广，也就意味着有更广泛的人群，特别是青年一代能认识到抗日战争。但又因为有深刻的隐喻，观众又能从相对轻松的观影体验中，感受到其背后想要表达的悠远意味。

在文学艺术史上，不同创作者对历史题材的人物设定，始终蕴含着深层思考：茅盾的西迁叙事以民族资本家为主角，聚焦民族工业的抗争；萧红的西迁书写以知识分子为核心，探讨个体在乱世中的精神困境。同理，《得闲谨制》将核心力量赋予工人阶级，以小镇抗争映射民族统一战线，绝非偶然的情节安排，而是主创对历史的把握与艺术转化。

这种小中见大的隐喻叙事，其当代价值在于：既规避了宏大叙事的空泛，又摆脱了微观叙事的局限，让历史教育以更温和、更具感染力的方式落地。

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年轻一代对历史的认知往往源于文艺作品，《得闲谨制》的创作探索，为抗战题材影视创作提供了启示——优秀的历史题材作品，不必刻意标榜宏大或微小，而是在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之间找到平衡点，让观者在共情个体苦难的同时，感知历史的厚重，铭记民族的精神。

这正是这部作品超越小人物叙事的核心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