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浩

作品：《路遥的体验式现实主义与人民性》

作者：白浩，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出处：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当代西部文学发展的身份记忆与世界性研究”（项目编号：08XZW016）成果。

奖项：第一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

在经历生前与逝后十余年寂寞，路遥的意义在新世纪被重新发掘，而由此引发的评价之争也成为对当代文学发展历史检讨与新世纪文坛精神取向之争的小小缩影。路遥的写作方法与方式是否是陈旧过时的？为什么他会长期被文学史和学术界冷落？为什么他又会被读者热爱，这之间的反差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作品的魅力究竟在哪里？他对于当代文学发展所提供的意义究竟何在？路遥小说一方面是容易归类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但另一方面，他又是难以归类的，从创作类型来说，他是客观写实的，但他又是一个体验型作家，具有强烈的主观情感性；从题材与主题来说，时兴的伤痕、反思、改革小说都难于归入，乡土、寻根也不伦不类，他一直因为缺少“类”的特征而在文坛地位和意义上面临尴尬。而在时间进入新世纪，勃兴的底层文学视野则可为理解路遥提供新的路径，甚至我们在比较后竟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视路遥为当代底层文学的先行，他的写作算不算是乡土底层的苦难，孙少平算不算打工文学的开端？针对当前底层文学流弊而言，重新审视路遥也将会获得新的资源意义。

一  路遥魅力之源与体验式现实主义

尽管有多种阐释和挖掘，但从简化的角度看，即从最初始也是最根本意义上说，路遥魅力其实就是对底层状态与底层挣扎的表现，这具体来说，即是苦难意识以及与之相抗争的生命意识，这是他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最能抵抗时间淘汰之浪的地方。这一点从其影响最大作品《平凡的世界》迥然有异的艺术评价与深广的阅读效应反差来看，即能充分体现其魅力以及不足。《平凡的世界》从艺术标准上来说，不少人都指出，这是一个有不少问题，甚至可谓粗糙的作品，这尤其体现在对官场生活、都市生活、爱情生活等的描绘中。①正因此，文学史家认为，《人生》要算是其艺术上最精致的作品。然而，就是《平凡的世界》这个有明显瑕疵的作品，为什么却具有更为撼动人心的阅读效应呢？其如同雷霆之力的魅力之源在哪里呢？——在于真实，在于共鸣！这个何其普通的说法，然而却正是其根本所在，正如尼采的经典表述：“一切文字，吾爱以血书者”。在文学技术主义发达至以诸多“新－”“后－”为前缀区分之时，这种原始的魅力已难刺激圈内人的审美期待，然而，在那些普通读者、那些具有充分草根性的网络碎片中却可以找到这种原汁原味的接受体验记录。②综合这种普通阅读者的震撼与文学圈中技术主义视野间不同的接受效果反差，雷达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人生》的一个扩大版，他说：“我仍然认为《平凡的世界》主要价值不是文学价值，第一个是认识价值，第二个是励志价值，第三个是理想价值。”③这里，所谓主要价值不是文学价值即是从文学技术主义角度看它是粗糙和原始的，而认识价值则是其苦难生活的本相，励志价值与理想价值则是其中生命力意识的强悍。对路遥作品艺术性粗糙处的揭示是路遥研究史上需要跨出的重要甚至可谓关键一步，尽管这种祛魅式的纪念会引发一些辩护者的愤怒，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只有对真实路遥及作品的大胆还原才能令我们冲破片面拔高的虚妄，只有直面和接受真实立体化的路遥才能令我们深入探究，进而在技术主义与灵魂体验的流派碰撞中揪准路遥真正的魅力之源，由此凿实其文学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路遥作品是简单的，它直接呈现生活本相的最深刻体验、最原始和最朴素的存在形态，即朴素的生存状态与朴素的生存哲学。在此面前，技术主义的花腔被现形，“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样的经典表述可以成为路遥创作魅力从反面的一种表述。他的作品是对中国人于农业文明下原生态存在的呈现、记录，对中国人人格、中国人生存形态的深刻记录，苦难的极限体验带来的是生存意志的极限表达。他复活了一种体验式现实主义的写法，这种写法就是一种活法，生存就是写作，写作就是生存，二者是一体的，在写作中生存，写作正是生存本相的存在。在20世纪中国文坛，有此类型又有此魅力者，前此一人最典型的即巴金。巴金直白地自陈“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④“我在作品中生活”，⑤“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⑥对此而路遥则说，“实际上作家所表现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你自己体验过的生活。”“作家必须要体验生活，而这种体验要引起自己心弦的震动，而不是站在一旁的观察、了解、采访、记故事，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必然是干瘪的。我的想法是，所谓写最熟悉的生活、最熟悉的人物，也就是写自己最熟悉的体验。”⑦“我的作品，好多是因为引起了我感情上的强烈颤动、震动，我才考虑到要把我这种情绪、感情表现出来，这样才开始去寻找适合表现我这种情绪、感情的方式。”⑧路遥还说道：“我曾经一再说过，我最为重视自己在生活中的体验。而不重视那些道听途说的生活故事。自己对所表现的生活缺乏一种深切的体验，故事再生动，也不可能写生动。文学作品光靠曲折甚至离奇的故事，可能有某种吸引力，但很难打动人心。真正的艺术作品的魅力，正在于作家用生活的真情实感去打动读者的心。因此，生活首先要打动作家的心，作家才有可能用自己说描写的生活去打动读者的心。”⑨在此不嫌烦琐地引述这些言辞是因为它们正可以视为是作家在二十年前对新世纪底层文学流弊所述的殷鉴。]这种原生态的体验以真实深刻为生命源，“我们的作品凭什么来打动别人的心灵？在我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有真诚的态度。……真诚！这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这样我们所说出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⑨正因为这种“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的真实与真诚，因而，它将远超于个体小我的意义，由于其对于时代、社会、生活等普遍意义的承载而获得超越性价值：“应该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放在时代的、社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中加以思考和检验，看其是否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能将自己的思想情绪误认为时代的思想情绪。一定要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寻找到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总之，还是那句老话：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仅此还不够，应该把自己熟悉的生活上升到时代和社会的高度去认识。”⑩这种体验式现实主义是以自己情感作为榨干吸尽对象的写法，它所带来的既是从外在生活到内在情感的真实，也是从感性到理性融透中的深刻，其表述既是客观写实的，同时也是主观体验的。这种创作模式面临以传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教条归类时的两可而又两难，这种境遇也正是现代文学中对巴金归类时的独有特征：“过去有一些外国朋友问我，你到底是现实主义作家呢，还是浪漫主义作家呢？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于是就老实地对他们说：在创作的时候，我从来不曾想过要当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我不知道。”⑪“我未考虑这个问题。我写作品的时候，不知道是浪漫主义还是什么。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在社会里受到感动，受到影响，拿笔把它写出来。”⑫“什么‘主义’，我不管，也没有想过。”⑬究其实，巴金正是个典型的本色派、无技巧派，因为他写作的对象——现实生活与主观体验本身正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而又复合统一，巴金在作品中生活，自然也将这二重性展露于文学之中。一般说到路遥的写作资源时，常提到柳青、杜鹏程、巴尔扎克、左拉、司汤达等，而巴金则被忽略，事实上他自己尽管几乎不见提起，但也并非无迹可寻，“在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中，除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⑭由此可见其与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关系。无独有偶，与《平凡的世界》的遭遇相似，《家》也正是激荡着三十年代以来一批批青年，成为他们冲破封建家庭藩篱，奔向个性解放的燃烧剂，巴金也被视为一代读者灵魂的朋友和导师，在多项大学生阅读统计中，《家》成为长居前五的畅销、常读书；但同样，与路遥作品面临的前述批评一样，巴金作品也一直面临着思想性和艺术性粗糙的指责。这诸多相似之处为我们理解路遥的创作类型提供了一扇穿越时空的小门。

体验式现实主义的写法，要求作者的身份很明确，就是成为一个燃烧弹，先燃烧自己，既而点燃读者。⑮这是对自我的一次投置，将自我以不计理性代价地抛入到苦难和痛苦中去，“这是一种自虐式的痛苦，它用苦难来自虐灵魂。”⑯对此不少论者都注意到并上升到心理机制上，称之为自虐意识、苦难情结、自卑情结等。倘从艺术性上看，《人生》显然更耐咀嚼，更精致，而《平凡的世界》则粗糙得多，然而却更具震撼力，原因就在它更接近生活的常态、原生态，更加回到了生命的本真意义上。重剑无锋，《人生》倘算是精致的武器，《平凡的世界》则是一柄拙笨的铁锤，每一次击打都显得笨重，然而那力道和震撼力则是地动山摇。这份沉重，这份执着，这份殉道的疯癫，需要极其坚韧的神经方可承受，这种精神的圣者只有在精神的圣殿中才能获得共鸣和激赏，而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世界、世俗世界中则是怪物一般的称谓多、白眼多，合拍赞扬的少。当其他作家舞弄着各种流派明晃晃的刀枪剑戟煞是夺目时，写作更多地是一种智力活动，这种活动有时甚至繁复到把武器换为了飞针，飞舞着织出精致图样来，飞针走线，固然线路绵长，然而也更多地演化为一种精英主义圈子的赏玩之物。而路遥写作，始终是一种情感活动，一种心灵、灵魂的活动，它欠缺花俏，然而却最有力道和离生活本源生命本源最近。⑰沸腾的钢水熔化一切伪饰，岩浆奔流烧熔一切乔木，因为情感体验的深刻、生活状态的真实，巴金、路遥作品的阅读效应极具冲击力，强烈的共鸣与认同感往往会使一些读者涕泪滂沱，其情感奔涌如江河澎湃、泥沙俱下。正因为这种体验式写作主观情感的泛滥奔涌不加控制，所以他们作品的技术性时常便无从工巧，正所谓有其利亦有其一弊，挥舞铁锤无从绣花，“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⑱在技巧上是有明显瑕疵的，但灵魂真实、深刻，这便是其道之所在。在体验式现实主义这里，评价标准面临着战斗，这是与文学的贵族化趣味、技术主义趣味相排斥的，它是一个普通人的审美接受趣味，一个最广泛人民性的情感体验及生活认识立场。对于这种写作方式，研究者在晚年巴金那里尊之为“无技巧”并巧妙地赞曰“无技巧就是最大的技巧”，而事实的另一面就是，巴金的“激流”也同样一直不乏被指为艺术方法简单甚至粗糙，因而判为难登艺术巅峰的评论。⑲关于这种体验式现实主义的艺术性评价矛盾，有人破译说：“当内容本身大到足以使人（包括作家本人）忽略形式的时候，形式就会变得不重要，这样，就会导致这样一个后果：作家忽略形式，读者也忽略形式。路遥作品文学性不足而又获得广泛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赞同邵燕君的观点：路遥的的确确发展了现实主义，他把现实主义发展到了赤裸裸、没有任何间隙地反映现实的程度，他笔底下的人物已经不是文学形象，而是活生生的人。路遥的意义也正在于此。”⑳关于现实主义中的主观性成分，曾经有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主体世界观的强大与独立性，在官方的“两结合”创作方法中亦曾有“革命的浪漫主义”以理想对于现实的超越与改写，这两种“主观”都因为与意识形态或对立或附庸的密切关联而在历史遭际中沉沉浮浮，并在这沉浮中遭到扭曲和价值变形，也不同程度被污名化。与之不同，路遥的“体验式”并不主要指向于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性，而更多停留在情感直观方面，如果将前两种主观性比作大脑神经的高智能系统，那么，路遥的“体验式”则近乎于皮肤层面分布的神经末梢系统，这是一种朴素和原生态的世界接受方式，它因为主体性的含糊而导致了哲学意识建构的贫弱，但同时也因为其搁置意识形态倾向性因而躲过意识形态风云变幻带来的浮夸与打击，这意外地为当代文学保存了难得的朴素民间底层性和朴素人民性成分。

二 人民性与底层写作之魂

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人生，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普通人内心的真诚，正是这些平凡、普通、真实、深刻，使读者在路遥作品中获得了广泛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共鸣，确认了他作品的广泛人民性身份。

何谓人民性呢？其实不装神，不弄鬼，卑之无甚高论，它正是最普通的人、最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情感，远离任何贵族化立场，远离任何生活的怪异偶然性、猎奇性，远离情感的伪饰、浮夸。在这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与“为老百姓的写作”是统一的，因为作者本人正是将自己的身份、立场、情感完全融化在普通人之中，他就是一个会发声的“底层人”、“普通人”而已。从身份到立场，到情感与内容，路遥正是人民性美学建构起的一个典型作家。“是的，作为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永远不应该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㉑“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里长大，所以我对农民，像刘巧珍、德顺爷爷这样的人有一种深切的感情，我把他们当做我的父辈和兄弟姊妹一样，我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的一种感情。”㉒“从感情上说，广大‘农村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就像某些发达国家对待不发达国家一样。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些永恒的问题正是身份定位的基本问题，“血统的农民的儿子”、“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从身份定位看路遥一直是活得很明白的人。具体到艺术创作活动中，在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而写、接受什么的检验上，路遥也一一给出了答复，梳理出他的逻辑：“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㉔“更重要的是，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格而博得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我承认专门艺术批评的伟大力量，但我更尊从读者的审判。艺术劳动应该是一种最诚实的劳动。我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可能瞒过批评家的耳朵，但读者是能听出来的，只要广大的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造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在我们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㉕

与路遥的明白对照，底层文学所获得的诟病之核心正在于写作者的身份如何定位，是贵族化的知识分子的优越眼光，于这眼光下浮浅的体恤下情、观风以邀宠、甚或是赏戏一般的没心肝拍案惊奇？知识分子性如何与底层性融合，底层写作如何获得人民性的立场？路遥写作魅力简言之，其认同是写“我们”而非“他们”，在主客体上，即从写作对象到写作身份，是写自己，而非旁观者；由此，从内容到情感，所写乃亲历、亲身、亲人，是以己为祭的；在话语方式上，是非启蒙、非精英、非政党的，是真正民间化、人民性的。在他笔下，生活是复杂的，矛盾重重；但同时在时代和历史的宏观观照下，又是简单的，生活的本相就是苦难与抗争。苦难的本相是什么呢？苦难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面对苦难的态度又是什么呢？苦难是一种对人性的损害，但它也是一种常态，所以要面对现实就得接受苦难，这就是接受生活、接受命运，这也正是接受现实、直面历史的现实主义态度；但苦难同时也是一种挑战，这损害是对人性正常需求的挑战，它激发出的是生命力、意志力与之的搏斗，抗拒苦难正是改造自然，是积极的主观能动性。苦难意识与生命力意识的确认和激荡中，人获得孤独感和自我意识，进而获得社会意识，在社会、自然对个人生命力的戕害和个体生命力奋斗的强悍中获得悲剧精神。苦难所激发的情感状态也是值得玩味的。为什么真正的底层往往却是温馨的，而非怨愤的？因为于真正的底层而言，苦难成为一个生存前提，他们所要思考的是在这个前提下如何去生存。对于文学来说，接受苦难，所以能恢复现实生活真相的观察与反映，所以情感的体验深刻真挚，由此底层的温馨及生存哲学才与悲剧崇高感共存和相互激荡。当下底层文学正是因为对于人民性身份的含混和缺失，因而对苦难的表现仅只是现象展览以至炫耀，而缺乏真正的苦难意识和由之建立起的生命意识。于新世纪文学发展而言，路遥以对巴金传统的复活、对体验式现实主义的复活提供了重要借鉴，在当代文学史上，这种意义不去梳理可能就会可惜地被流失和湮没。在经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两结合”、“典型论”、“抽象论”、“三突出”之后，现实主义已成为被政治话语征用而偏离生活真相的僵化教条，已然被污名化，“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在因为拔高而扭曲的“主义”面前，回到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情感——这正以姿势的下蹲而重新找回重心，路遥体验式现实主义的复活正可构成对现实主义的拯救。这种拯救重振底层之魂，也正构成其在新世纪底层文学视野下的价值意义。

针对当前底层文学人民性身份缺失的流弊，有论者指出，“没有农村生活体验的人，很难理解路遥的世界。就是有农村体验的人，如果没有那份真挚燃烧的爱也无法理解路遥。……那些农村题材的小说是充满了闹剧的丑陋与置身事外的超脱，所有的作者只是一个冷眼旁观的讲故事的人，他们的故事讲的很好，有的地方甚至很精妙，但是他们不是在美化农村，就是在丑化农村，他们只是一个旁观者在冷眼看着其中的是是非非，感觉不出里面的痛，感觉不出内部苦难。许多标榜自己是农民的作家，其实他们丧失了农民的资格，或者说他们被城市文化的洗礼给同化了，他们是处在如今的身份上去遥望或者遥想农村，他们失去了局中人的身份。所以他们写的小说，不是写给那些曾经的兄弟姐妹看的，而是写给城里人看的。犹如站在天鹅群里的乌鸦，在跟那些天鹅们介绍着乌鸦的生活，它感动只是那些天鹅，却感动不了我们这些乌鸦。而路遥不是，路遥一直在乌鸦的群里，所以他的作品感动的是乌鸦，却让那些天鹅们感到索然无味。”㉖人民性美学遗产在新时期以来文学中不断地流失，八十年代的先锋时代以颠覆价值判断式的语言革命、形式革命始，而很快滑向放逐内容、放弃价值判断、走向技术主义“怎么写”的官能主义游戏；而九十年代的商业文明时代进一步告别革命、消解批判性，在与中产趣味的合流中走向媚俗时代。当代文坛越来越走向聪明、走向技巧，走向游戏的同时，它也正越来越偏离真实、偏离灵魂、良心、心灵，偏离文学写作的根本。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坦率宣称“我用大脑写作”：“我知道，要想留下传世之作必须用心写，我们平时谈论的那些经典名著大多是用心或者是用心又用脑写成的，光用脑子是无论如何写不出这些传世巨作的。……我很希望自己能够用心来写作，同时我的智力又告诉我，这可能不是一个用心写作的年代。统而言之，我不信任我的心，所以我选择用大脑来写作。用大脑写，通俗地说是把小说当作一门手艺活来做。”㉗当代文坛正在走向只用大脑而缺少心灵的大趋势，正在走向后现代后殖民趣味下的模仿狂欢，正在走向历代文学末世的花间派、宫阁体绮靡倾向，谢有顺称这是抛弃故乡式的写作㉘，重提底层文学是对此趋势的有效警惕和及时反拨，而重提路遥及人民性则可能构成对底层文学提升的关键。路遥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重回大地，重回生活，重回心灵，重新寻找我们从生存到文学的灵魂，重新回到人，回到人民之中。正因为此现状与此意义，底层文学的出现本身就具有战斗意义，而一旦路遥之魂灌注到了底层文学写作之中，底层文学便也将由初具其形到形神归位，将使其拥有最广泛的人民性，这种人民性使这样的文学成为底层人、苦难中人的灵魂家园，甚至可能成为拥有巨大行动性力量的写作。

如果意识到底层文学对路遥之魂的召唤所可能生长出的巨大力量，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于时下文坛而言，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甚至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短期意义上，它就会改变新世纪文坛走向，它就会令当前的技术主义、后殖民主义、中产阶级趣味警觉“丧钟为谁而鸣”。对此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些脚步声——“他那种古典式的写作行为便成为一个‘仪式’，他被自己和读者双重建构起来的神话也对健在者、后来者构成了某种压力。布鲁姆有所谓‘影响的焦虑’一说，或许这么多年来路遥一直“阴魂”不散，他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榨出了其他作家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㉙“相对于时下一大批作家来说，路遥都正面构成了一种威胁与冲击，它直接地穿透了时下作家那暧昧不明的写作姿态以及那贫乏的良知与责任感。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侵袭包围下，作家丧失了一切善良与神圣的素质，加上一种时代精神信仰的危机与更为严重的缺席，一切的灰暗与绝望凌空而来。二十世纪的绝望是有目共睹的，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作家的悲哀。”㉚正是因为这种迫切性与敏感性，对路遥的呼唤也引发了一些抵制，“部分人士拿路遥敲打脱离‘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作家犹嫌不足，还要敲打所有知识分子。……在纪念路遥的活动中，我们却意外发现逝者成了一根棍子，一根敲打其他写作者、知识分子的棍子。”㉛如果排除立场不谈，那么我们要说这种对“棍子”意义的领会要算是敏锐的，也是焦灼的。如果说因为历史时间差的错位，路遥作品对于当下文坛主流走向的“棍子”意义尚属敏锐之士体会到的“破”的象征意义的话，那么，一旦底层文学将路遥之魂召唤，那就会是实实在在的“立”，就会转化为精神实体的在场和战斗性效用的即时显现。

参考文献：

①如陈行之指出：“如果我们客观地看问题，就不能否认，路遥的作品在艺术上并不是非常成功的，《平凡的世界》中有很多虚假的败笔（诸如对作品真实意图进行拙劣遮掩、作品语言苍白、人物命运过于戏剧化、省级领导干部活动的生涩描述等等），除了《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他的其它几部中篇小说，充其量能够放到同时代作品中的‘中游’位置。”（陈行之博客2008-01-04：《路遥的意义》，http://blog.readnovel.com/blog/htm/do_showone/tid_1026444.html）

②“那是1988年的春天夏天，电台在讲述《平凡的世界》，故事的边边角角一点一点舒展，又一点一点卷起；播音员平静的声音那样渺远，又那样切近。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我们一帮高中同学仔细着、珍视着故事爆发出来的每一点令人心神激荡的光亮。短暂的闪亮把故事里的世界照得晶莹剔透，荡气回肠，也把一群少年茫无边际却又野心勃勃的心思通体照亮了。”（胡印斌：《歌者路遥，一代人的精神图腾》，《燕赵都市报》，2007年11月25日。）

“也许《平凡的世界》的意义在于记录了那个时代从农村来的青年人现实的疼痛与记忆中的梦想，他们独特的生活经验与情感方式。因此，它使我分外容易获得共鸣。”（《真诚的欺瞒——〈平凡的世界〉批判》，转贴），http：//bbs.kaoyan.com/thread-899893-1-1.html）

中华文化名人之窗（15）路遥-梅花五工作室网文，“康蕾儿”2005.05.27跟帖：“路遥是唯一一个让我每听到他的名字，让人哭泣的作家。……我怕听到他的名字，常常不敢触碰，好象是一个伤口，可是一次又一次地去读《人生》去读《平凡的世界》，他走得太深，他对苦难寻问得太深乃至于他不能回头。我和我的朋友，青春里一场灵魂的震荡是路遥。我们讨论着谁是孙少平，谁是高加林，谁身上有田晓霞的影子，谁又是巧珍。直到现在，仍在继续。仍在灵魂里继续。直到现在，我们不敢说谁是崇高的，可是我们在极其认真地生活着。”“jieloveming”2005.05.28跟帖：“我喜欢路遥，只是因为他的真实与坦诚。一种自然的东西，或许会带着一点淡淡的乡土气息，但却又那么的撼人心怀。”“清一”2005.05.28跟帖：“一个农民作家，用真实的笔触写矛盾的农民，写苦难的农民，写平凡真实的农民。”http：//meihuawu1984.2008red.com/meihuawu1984/article_4_67835_1.shtml。

在此，笔者大幅引用了网络文字，意在体现与学术界区别的民间接受情况，所以采用草根性的文字，突出其不规范性与鲜活性。特此说明。

 ③雷达主讲：《三国鼎立的文学景观——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小说的比较》，珠海文化大讲堂第34讲，相关报道见赵婧、苏力：《雷达主讲珠海文化大讲堂 文学使人变得更加美好》，《珠海特区报》，2008年7月6日。中广网，2008-07-07，http：//www.cnr.cn/zhfw/whdjt/xgbd/200807/t20080707_505013880.html.

 ④ 巴金：《〈雨〉序》，《巴金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00页。

 ⑤巴金：《〈巴金短篇小说集〉小序》，《再思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45-146页。

 ⑥巴金：《我为什么写作》，《巴金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390页。

 ⑦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路遥文集》1·2合卷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2页。

 ⑧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路遥文集》1·2合卷本，第464页。路遥还说道：“我曾经一再说过，我最为重视自己在生活中的体验。而不重视那些道听途说的生活故事。自己对所表现的生活缺乏一种深切的体验，故事再生动，也不可能写生动。文学作品光靠曲折甚至离奇的故事，可能有某种吸引力，但很难打动人心。真正的艺术作品的魅力，正在于作家用生活的真情实感去打动读者的心。因此，生活首先要打动作家的心，作家才有可能用自己说描写的生活去打动读者的心。”（路遥：《答〈延河〉编辑部问》，《路遥文集》1·2合卷本，第436页。）在此不嫌烦琐地引述这些言辞是因为它们正可以视为是作家在二十年前对新世纪底层文学流弊所述的殷鉴。

 ⑨路遥：《出自内心的真诚》，《路遥文集》1·2合卷本，第457页。

 ⑩路遥：《答〈延河〉编辑部问》，《路遥文集》1·2合卷本，第436页。

 ⑪巴金：《和木下顺二的谈话》，《巴金全集》第19卷，第552页。

 ⑫巴金：《与意大利留学生玛尔格丽达谈自己的创作》，《巴金全集》第19卷，第541-542页。

 ⑬巴金：《作家的任务——答南斯拉夫作家问》，《巴金全集》第19卷，第604页。

 ⑭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1·2合卷本，第265页。

 ⑮温儒敏在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九章：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批评体系中谈到：“‘体验现实主义’首先是‘现实主义’，故历来都是主张现实主义的，而他讲现实主义却又重体验，突出作家在创造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虽然胡风基本上是一位‘反映论’者，始终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他比同时代其它任何文论家都更关注创作过程复杂的主体活动，他坚持的是能动的反映论，反对把创作过程说成是被动的机械的‘反映’。在三四十年代，左倾机械论的影响使许多人都相信作家的头脑就是反映生活的‘镜子’，传达思想的‘容器’，或者是宣传某种观念的‘留声机’，胡风却提出作家的头脑应当是一座‘熔炉’。也许我们抓住‘熔炉’这个提法，就可以找到研究胡风理论的切入口。”（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⑯傅翔：《灵感：苦难与良知的精神──论路遥》，李建军、刑小利编选，《路遥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203页。

 ⑰隋唐第一勇将是李元霸，但大家都不佩服他。因为他打起来实在不好看，技巧性比诸如罗家枪、秦家锏等等都差远了，他的要诀不过在力气大，骂他者说他是个“傻子”，而爱他者也不过说“天生神力”。对于那些各门各派的功夫、兵器，学之者上乘可登堂入室，而下乘者也可学得花拳绣腿，煞是好看，故而可成门派潮流。然而李元霸的重锤呢，无法可学，逼肖者亦不过呆傻，故无法亦无派可传。“江湖”上的事是那样，但对于日常生活来说，对于其实最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要打两下靠的还就是一股子蛮力气。

 ⑱鲁迅：《两地书·三二》，《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7页。

 ⑲贺仲明曾评论指出：“许多研究者之轻视《平凡的世界》，就是认为它停留在以情感人阶段，没有表现出更复杂的技术价值。这种评价显然是过于狭隘，也过于理性了——事实上，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因感情色彩问题而受到文学史冷遇的作品不只《平凡的世界》一部，巴金的名作《家》也有类似的遭遇。《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也承受着某些学者‘感情过于泛滥’、‘结构不够严谨’的许多微词。”（贺仲明《“<平凡的世界>现象”透析》，李建军、刑小利编选，《路遥评论集》，第397-398页。）

 ⑳陈行之博客2008-01-04：《路遥的意义》，http://blog.readnovel.com/blog/htm/do_showone/tid_1026444.html。

 ㉑路遥：《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路遥文集》1·2合卷本，第459页。

 ㉒路遥：《关于〈人生〉的对话》，《路遥文集》1·2合卷本，第446页。

 ㉓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1·2合卷本，第286页。

 ㉔路遥：《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的致词》，《路遥文集》1·2合卷本，第427页。

 ㉕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路遥文集》1·2合卷本，第428页。

 ㉖程雪羽：《重温路遥》，http：//article.rongshuxia.com/viewart.rs?aid=3344028.

 ㉗麦家：《我用大脑写作》，第六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07年度小说家获奖演说，《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4日。

 ㉘袁洪娟：《谢有顺：警惕抛弃故乡式写作》，《京华时报》，2008年3月31日。 

 ㉙赵勇：《今天我们怎样怀念路遥》，《山西文学》，2008年第1期。

 ㉚傅翔：《灵感：苦难与良知的精神──论路遥》，李建军、刑小利编选，《路遥评论集》，第204页。

 ㉛黄波：《该怎样纪念路遥》，《检察日报》，2007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