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添天

作品：《试析抗疫戏剧创作三道难题》

作者：邓添天，四川省剧目工作室编辑部主任。

出处：《四川戏剧》，2020年11月

奖项：第六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文艺长评文章

评委推选意见：本文针对抗疫题材剧在创作上的难题展开探讨，对创作热门题材有清醒的认知。作者通过对中外戏剧、今昔戏剧的反思，提出戏剧创作选择真实素材进行创作时，理念如何有效转化为戏剧这一理论问题，直面困难且探索突围之道。文章观点明确、论述清晰，有现实针对性和说服力。

试析抗疫戏剧创作三道难题

邓添天

摘要：急就章创作，是抗疫戏剧及所有抗灾戏剧无法略过的创作历程和美学印痕。急就章创作必需必要，不表示急就章创作都是艺术。非常时期，非常创作，是机遇，更是挑战。本文试谈在这个过程中需观照的三方面，即情感观照：救灾审美化；情节观照：生活艺术化；价值观照：痛感哲理化，亦可谓三道创作难题，包含对构成难题原因的分析和解决难题思路的探索等。

关键词：情感观照，情节观照，价值观照，救灾审美化，生活艺术化，痛感哲理化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庚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为打赢这场事关全党全国人民健康保卫战增添决胜信心，戏剧工作者充分发扬戏剧的战斗传统，一如既往积极作为，他们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创作，显现出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担当。

疫情爆发不过短短几月，戏剧家们任疾风劲雨仓促上阵难免情感有余慎思不足。但当灾难来临，于每个创作者来说，更多就是被迫开启新认知，总有一个边学习边创作的试手期。尽管人类历史不缺灾难，经典灾难文艺也可供参考，但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当然希望一生永不历难，永不体验灾难；同时，在对灾难没有具体感知之前，仅从其他灾难文艺里认领相关书面经验，下笔也不易做到有物、有神。特别是战况愈演愈烈，形势严峻之时，戏剧家们只能放下一切顾好眼前，将创作化为武器，以解燃眉，由此导致急就章创作必需必要，这是抗疫戏剧及所有抗灾戏剧无法略过的创作历程和美学印痕。但是急就章创作必需必要，不表示急就章创作都是艺术。非常时期，非常创作，是机遇，更是挑战。本文试谈在这个过程中急需观照三个方面，亦可谓三道创作难题。

一、抗疫戏剧的情感观照：救灾审美化

前不久朋友圈一则短文《没人想听你写的救灾歌曲》写道，非常时期唱歌没用。客观说，这个看法固然偏激，但的确将灾难文艺或者抗疫创作需要融合又很难融合的两端——救灾和审美（表现内容：救灾；表现效果：审美），摆到了我们面前。

面对冬末春初新冠病毒的袭击，举国上下齐力抗疫，使得中华大地上的疫情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控制。党和政府输送大量医疗设备、人员、物资到湖北，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的群防群控体系；一个个白衣天使、党员干部、解放军战士逆行援鄂，夜以继日奋战一线；14亿中国人禁足宅家，为战“疫”胜利默默祈福。一时之间，灾情与抗灾，悲情与悲壮，一遍遍萦绕在中华大地的天空上，一次次定格在中国民众的心眼中。如果把参与这场“疫”战的人分救灾人受难人，那么，全国人民都是救灾人。我们人人都是主角，人人都在贡献，包括封城后的武汉人全力配合和病毒感染者的主动隔离。救灾行动如火如荼展开，为这场疫战鼓与呼自是戏剧创作者使命所在。

然而，一旦在戏剧创作中表现救灾，我们就不得不致力于救灾审美化。可以说，救灾审美化就是抗疫戏剧书写者攻克的难关。都知道，审美与救灾，一个站艺术这端，一个处现实那头，本就不在同一维度。中外艺术发展史对艺术本质所达成的共识是审美。而审美活动是艺术刺激引发的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审美之美在意象，似主客同体，物我两忘之美，既不是脱离人的心灵的纯客观美，也不是脱离物质世界的纯主观美。美学家黑格尔更是一语破的：“艺术美是心灵再造的美”①这充分说明，艺术作用于现实的媒介是人的心灵。艺术的使命是诉诸人的感觉知觉和想象联想，激发人的审美情感，从而观照、丰富人的人格，让人成为健全的人、完整的人。黑格尔还说“艺术是人生的奢侈”②，变相解答了 “唱歌没用”的言论。不错，唱歌对于捐款捐物治病救灾等现实物质层面的帮助的确趋无。倘若抗疫音乐不能做到审美化，不能抚慰人的情感和心灵，就压力甚大。对于抗疫戏剧，压力或者鞭策亦然。

戏剧创作者不比音乐创作者面对抗疫素材产生创作激情以及天然去雕饰地直抒胸臆就可以。都知道，剧本最终感染观众，这中间兜的圈有多大，路径有多迂回。文学家高尔基这话相信人所共知：“剧本是最难运用的一种文学形式，之所以难，是因为每个剧中人物都按照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的特征，而不是作者的提示。”③换言之，戏剧创作者除了和其他艺术门类作者一样，具备写出佳作所需的共情人类喜乐、普世价值和现代价值观等必备素质外，还要将自己在抗疫素材中产生的情感转化为剧中人物的行动和语言，从我者的抒发转为他者的塑造。这中间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剧本的感染力。再者，每个他者都塑造好仍不表示能抚慰人的情感和心灵，具备戏剧美。余秋雨先生对“戏剧美”有过精辟论述：“对于优秀戏剧来说，表现生活的真实性和崇高目的性总是不可离异。表现生活的真实性，是经过进步生活目的筛选、过滤和提炼的真实，不能把各种原始形态的真实付诸舞台直观；反之，表现生活的崇高目的性，又应该以洞见后的真实为凭借，尽量获得真实性的许诺，不能使美好的内心归向停留在一个虚幻的王国里。如果我们把经过筛选和过滤后的真实称之为‘真’，把主体的崇高目的简称为‘善’，那么，‘美’就产生于‘真’与‘善’的有机统一之中。”④余先生所指的真是认识论层面的真，所指的善是伦理学层面的善。真包括真相和真理，真相与人性相关，真理还须理清，真相和真理都需辨认发现，而善无需辨认发现，是约定俗成的道德义理。真是若隐若现的，善是大白天下的。在现实生活中，真与善不全重合常常抵牾就是人生常态。而优秀戏剧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是全部生活的高度集中。戏剧美的生成要素就应为全部生活高度集中后的真善有机合一，这里面至少在情节上会体现真与善有机博弈的内容。换言之，戏剧创作要抵达审美层面，或者说要走心，具体考验我们是否立足全部生活，发现和表现真，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个真至少包含人物的真实和情节脉络的真实。

表现救灾行动是否做到立足全部生活后有机整合真与善？而救灾主角显然是逆行救灾者。弗洛伊德分人为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逆行救灾属于人的超我表现。而人的超我与人的全部，生活的全部并非相互重叠，互为包含。纵然我们与抗疫救灾者交流或查阅更多资料打捞到人物的真实性，比如人物心态真实，心愿真实等。而表现人物的真实性，又不能照相式地记录收集到的素材。因为素材即便真实可信，那也只是抗疫战士的抗疫事迹。抗疫事迹是平面的，不会“善解人意”地自动生成立体塑造逆行者的戏码，还得依靠剧作者合理想象加工铸造。最关键的是，我们的灾情是控制住了，我们的救灾行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于是，此类抗疫戏剧最终就不能完全遵照戏剧美的生成机制去编织情节，不能引入真善有机博弈的内容，如不能走向引人怜悯的悲剧上去，比如抗疫战士的正义意志并未在结尾时得到应有的肯定和回报，剧中罪人并未在台上得到应有的惩处等等；也不能走向引人捧腹的喜剧上去，对应喜剧调侃风格，小丑式、滑稽类角色更配。戏剧评论家武丹丹一针见血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表现医务人员的戏剧难度大的原因是：“与现实太近，戏剧冲突与现实冲突几乎不同步”⑤抗疫戏剧何尝不如此？表现太近现实，就只能按照现实安排情节，不得不耳提面命地交待一切，挤占了观众观剧时参与创造的留白空间。在此情形下如何破题，难度不请自来。

二、抗疫戏剧的情节观照：生活艺术化

刚刚我们知道，表现救灾人，即救灾审美化有难度的原因在于情节主线基本固定了，所以，只能从小情节（表现方法）上突围，从追求情节的艺术性上，向审美迈进。

而表现救灾人，其关键在于救灾人的人物塑造。如何将救灾人尽可能塑造得真实可信？创作者不论查阅网络或者实地采风，采集的素材即便亲眼所见，亲耳所听，都不一定是真的，对的，普遍的。这就需要我们立足真实逐个筛查：比如素材本身能够概括一般吗？素材行文符合逻辑和常识吗？素材对人物的描述是真实状态吗？等等。剧作家罗怀臻指出现实题材创作须：“对个体生命的关怀”⑥，用作荡涤、打捞抗疫素材中人物真实，就很容易成功。也就是说，对个体生命不关怀的素材和表述就得清除或者改写。医务人员的敬业奉献属于人的神性一面。人的神性一面不代表就是人的意愿、欲求。比如把医务人员救治病人可能感染病毒，视为他们赴死“情结”之体现，就是对他们的严重误读。张文宏医生说医务人员不是机器。易中天先生推送了网文《没有一种本职工作叫做该死》旗帜鲜明地纠正误读，引得医务人员纷纷在留言区域附和。剧作者笔下的抗疫战士，首先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人就和你我一样，不能随意乱写。剧作者应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确定他们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个心态该有，哪个心态不该有，层层荡涤提炼。当然，抗疫战士来自不同行业，塑造他们须不同专业知识作支撑，但是专业知识本身也是鲜活、生动的人物塑造的阶梯。重心只要是写人，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剧作者安排笔下人物行动语言的指导方针。倘若剧作者视笔下人物为至亲、为自己，那么，塑造的人物就与真实性八九不离十了。对抗疫战士人物真实性的把握，我们还可借助采访、调研获知，但是采访、调研的结果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准确的、普遍的，还需剧作者再作人文荡涤，而这又回到刚刚的话题了。

当我们打捞、提炼出抗疫战士人物真实之后，塑造、表现他们又不能如交待结果般直接呈现。为什么？戏剧理论家马也先生认为“缺少论证最省力的办法就是玩弄实例”⑦并且他引列宁原文辅证：“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取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从全部总和，不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和随便地挑选出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⑧两段话加一起，其意就是，我们论证观点仅仅靠摆事实是不够的，是单薄的。正确路径应是在摆事实基础上联系地、整体地进行论证和说理。论证越有机、越有条理，被论证的观点才越站得住脚，越让人信服。

这一道理用于表现抗疫战士人物真实同样适用。换言之，抗疫战士人物真实的表现，要化为求证、论证人物真实的过程中去。文华大奖话剧《麻醉师》通过病人的央求、指点学生严谨作文、顾不上家庭、抵制既是同学又是药品商的利诱合作等以及七万余例麻醉手术无一失败的实绩来塑造（论证）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科副主任陈绍洋医生的责任担当。也就是说，陈医生的敬业奉献，是在他和病人、学生、家庭、同学、药品商人的交手中得到表现，而这已经是论证题的正确打开方式了。他并非无对象地展示自己。那么，如何将请战援鄂医生现实个案如减掉长发，推迟婚约里（这些个案若孤立展示，就等于只摆事实做列举题，人物虽真实但缺表现过程）找到陪衬物，博弈物辅以论证，实现个案、说理有机结合，最终带领观众判断得出抗疫医生的崇高伟大。而这显然又是难题一道。

三、抗疫戏剧的价值观照：痛感哲理化

抗疫戏剧除了表现逆行者，还可以于细微处见真情，于无声处见真谛，从承受灾难角度切入创作，拓宽表现维度深度。抗疫戏剧属于灾难文艺。我们每个人是救灾人，每个人都不是局外人，每个人都是受难人。“疫”战期间，我们满屏满眼都是生离死别和支离破碎，生命的脆弱及珍贵被无限放大、强化，一切有关生死、爱恨、苦乐、得失的命题，就如 “一个人从墓地回来的路上就成了诗人”，是不能回避的创作领悟或冲动。这类体悟人生、诉诸哲理的戏剧，曾以存在戏剧、叙事戏剧、荒诞戏剧的美名，被载西方戏剧史，而灾难正是它们的催化剂。

西方哲理戏剧是作家们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生存境遇的写照。当时的作家目睹了战争的硝烟与战后的疮咦：周围的世界没有理性、秩序，人的尊严、价值被死亡、疾病、贫苦消耗殆尽，人的精神零落无依。人的存在的荒诞感、虚无感、异样感只好作家们笔下得到发泄，只不过，有的作家在虚无中挣扎、觅路，有的作家诠释、剖析虚无。这里挑重要作家作品说明一二。法国剧作家萨特探讨人与他人关系的巨作《存在与虚无》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观点“人注定是自由的”“人的选择决定人的存在”“存在先于本质”“人的自由选择决定了人的本质”世界闻名。这还不够，他还写多部哲理剧，其《禁闭》一剧直接演出当时人们置身的困局，并抛出“他人是地狱”的台词点睛。萨特想告诉人们，唯有心灵从尘世中超脱出来，才能自我拯救。如果联系萨特所处的时代，他的所言所行可都是布道人道主义精神的拳拳之音，在为重新确立人类存在意义而殚精竭虑。剧作家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谈论较多的一部灾难经典。加缪和萨特都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都是历经二战炮火、百折不挠的作家战士。加缪虽然没有大部头哲学著作，但他作品《鼠疫》里的主人公在与灾难抗争中充分张扬着人类的善良、理性和勇敢。面对荒诞不经的困局，加缪和萨特态度一样，都期望突围，为人类的尊严和活着的意义重建价值坐标系。不过，剧作家贝克特就没有萨特、加缪那么积极了，其《等待戈多》一剧，弥漫了一种消极的情绪。该剧以离奇、荒诞的形式不无悲悯地揭露了人的虚无和世界的陌生，成了西方荒诞戏剧代表作，等等。回头看来，正是作家们身处的灾难逆境，铸就了这些经典。

中国哲理戏剧虽不经灾难直接催生而来，也是其间接衍生物。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中西文化交流碰撞频仍，西方叙事戏剧、荒诞戏剧从内容到形式为中国戏剧家发现生活探求真理带来了启发，一时之间，全国掀起探索戏剧的浪潮，一批拷问灵魂、追求哲思的作品《桑树坪纪事》《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车站》《野人》《我为什么死了》《街上流行红裙子》《屋外有热流》等涌现出来。为什么中国戏剧家会对西方哲理戏剧一见倾心，并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向前掘进，以至于创作成果四处开花，美不胜收？这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戏曲虽然少有哲理表现，但不表示中国戏剧家对西方哲理戏剧所洞察和揭示的人所共有的苦难、困境就反应迟钝。西方哲理戏剧经灾难冲击而来，但就本质上讲，这就是人的物质外壳强行褪去之后，纯粹的心音的召唤。中国戏剧家对此，焉能无动于衷、保持淡定？他们唯有更加活跃地参与探索和实践，才是人之为人的正常反应。

而此时的戏曲园地。由于时代变革，传统戏曲无法跟上现代审美。传统戏剧现代转型成了戏曲作家的创作主攻。探索戏剧浪潮袭来，无疑使得他们应对新时代新使命更加得心顺手。剧作家徐棻的《田姐与庄周》就是在对禁戏《大劈棺》现代新编之中巧妙赋色哲理而增辉的。该剧选择庄周这一圣人凡胎，由他的言行不一来说明了人最难战胜的是自己。多么冷僻的道理，借戏剧说明并不多见，但是人的言行不一不是人的缺点，而是人的特点、弱点，如顺水推舟，自然成立、传递开来。该剧观赏性与哲理性兼备也成佳话。剧作家魏明伦探索川剧《潘金莲》也是一出思辨意味浓厚的佳作。该剧通过众多人物出场讨论一个古代贫家女儿为何走上谋杀亲夫的道路，进而把妇女解放不等于性解放，嫁鸡随鸡不等于美德，自愿幸福地白头偕老不等于被迫委屈地白头同苦，正确的一夫一妻制不等于极端一夫一妻终身制等等拿到桌面供人讨论，全国文艺界因此迎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

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又过去了将近四十年。中国戏剧诉诸哲理的探索实践，早已从异样的、炽热的星火演变为剧作家自我抒发或领悟心得的创作现象，当然，这其间，不乏理智思想盖过感性形象的创作误区存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承认，哲理戏剧就是今天创作的一个选项。这类戏剧至今仍有佳作就是证明。如唐代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如“江畔何人初照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哲理意境，在传统戏曲中鲜有见到，却在当代青年剧作家罗周昆剧《春江花月夜》重现光彩。换个角度感受和表现灾难，难度虽然也不小，但至少为创作开辟了新天地，营造了新生机，没有理由不试一下。

话说回来，抗疫戏剧目前并不多，大戏尤为少。在这种情形下，就如何表现救灾人谈那么多，原因在于其表现主体决定了此类抗疫戏剧属于现实题材戏剧真人真事创作范畴。也就是说，真人真事戏剧创作目前有哪些问题，此类抗疫戏剧就应该规避哪些问题，而对真人真事戏剧创作有怎样期待，对此类抗疫戏剧就有怎样期待。两年前《中国艺术报》一则名为《真人真事为什么一演出来就假了》报道了国内戏剧专家学者对这一创作问题的建言。于此类抗疫戏剧，亦是加勉。而从承受灾难角度切入创作只是本文一提议，不过一旦视角转变，剧作者选择了贴近自己生活经历的人事来书写，表现束缚少，正好大展拳脚。理论工作者反而应该退到一旁，以密切关注为主。所以，我们再等等看。

参考文献：                           

①【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商务印务馆1981年版，第3页。

②【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商务印务馆1981年版，第7页。

③【苏联】高尔基：《高尔基论戏剧语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文学理论参考资料（下）1982年出版，第190页。

④余秋雨：《戏剧审美心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⑤武丹丹：《当代舞台上的医护形象：抒写崇高致敬天使》，文艺报，2020年3月16日。

⑥怡梦：《真人真事为什么一演出来就假了》，中国艺术报，2018年4月18日。

⑦马也：《马也戏剧批评文选》，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⑧马也：《马也戏剧批评文选》，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