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冰倩

舞剧《山止川行》以三国历史为叙事背景，深度融合巴蜀地域文化元素，通过舞蹈语汇、舞台视觉、音乐等多维交融，重构了诸葛亮与蜀汉政权的历史图景。作品不仅在叙事结构上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更在人物塑造、舞蹈编排与文化象征等方面实现创新，以现代审美视角激活历史记忆，赋予传统文化题材以当代意义。全剧以“山”“止”“川”“行”为意象脉络，将历史人物的命运起伏、军事智慧的较量以及文化精神的传承有机串联，形成一部兼具史诗气韵与人文关怀的当代实践，不仅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通过舞蹈这一艺术形式实现了对历史本质的深度思考和对人文精神的现代诠释。

一、历史人物的情感维度与命运书写

《山止川行》在人物塑造上尤其注重内心世界的挖掘与情感逻辑的构建，让历史人物脱离符号化的桎梏，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在刘备与诸葛亮的双人舞段中，两位舞者以身体的接触、缠绕与分离，细腻地呈现出二人从相识、相知到托孤的完整历程。动作设计上，呼吸与节奏高度统一，通过肢体语言的精准表达，不仅再现了历史事件的发展，更充分展现出诸葛亮运筹帷幄的从容与刘备抱负未竟的沉重，将两位历史人物之间复杂的情感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随着剧情的推进，刘备败退白帝城一段，二人身位逐渐拉开，动作幅度逐渐增大，佝偻的脊背、缓慢的步态与逐渐收缩的顶光相呼应，视觉化地传达出英雄末路的悲怆与无奈，使观众得以窥见其内心理想与现实掣肘之间的剧烈冲突。此外，灯光的变化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冲击，成为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表现，当顶光从铺满舞台逐渐收缩为一条窄窄的道路，直至最后彻底熄灭，观众仿佛能够切身感受到刘备心中理想的逐渐破灭，这种表现手法含蓄又深刻，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在刻画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冲突时，舞剧通过对比性的肢体语言凸显人物性格的差异性。司马懿的舞段以“动静对比”为主，其动作节奏常与群舞相反，或静立如磐石，或迅疾如闪电，展现出其深沉的权谋与极强的控制力。特别是在表现司马懿面对诸葛亮赠予女装以激其出战的情节时，编导通过一系列揣测、斟酌的细微动作，将司马懿复杂的心理活动具象化，当舞者最终披上红色长衫时，不仅不显得滑稽，反而凸显出其能屈能伸的政治智慧，打破了非黑即白的人物塑造模式，使司马懿这一经典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而在“空城计”一段中，饰演诸葛亮的舞者则通过未触琴弦的虚拟动作与身体韵律的流动，传递出其在危局中的冷静与智慧。此处的精妙之处在于，舞者并未实际抚琴，而是通过手臂与身体的流畅运动，配合自若的神态，表现诸葛亮临危不乱的气度，与司马懿此时颤抖、举目四望的不知所措形成鲜明对比，借反差增强戏剧张力，凸显出两种不同智慧的较量。

女性角色的创新塑造是此剧的另一亮点。剧中，黄月英作为诸葛亮的妻子，不再仅是历史中一抹模糊的背影，而是被赋予了独立的精神世界与情感力量。其与诸葛亮的双人舞，缠绵而有力量，动作中既有柔情亦有支撑，其敛眉、低腰的优雅姿态，与诸葛亮专注钻研的神态相得益彰，流露出一种默契的精神交流，暗示其在诸葛亮身边的默默支持与贡献。这一人物形象的处理丰富了三国文化叙事中的性别视角，使历史人物的塑造维度得以扩展，更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人文厚度。

二、舞蹈语汇的现代转译与舞台意象的构建

舞剧《山止川行》在舞蹈语言方面融合了古典舞与现代舞的技术技巧，在视觉层面构建出兼具历史感与当代性的舞台意象。修筑蜀道的舞段中，以十一位男性舞者与近八米的木箱道具的互动为核心，通过低重心的屈伸、翻滚、托举等动作，再现了开凿栈道的艰辛与集体协作的精神。其独特之处不仅是对劳动场景的简单模仿，而是通过舞蹈化、艺术化的处理，将历史记载中诸葛亮“凿路”“治道”的史实升华为一种精神象征。当顶光形成的锥形区域将舞者笼罩于山川形光影之中，人类在自然面前是如此渺小，此时舞者身体大幅度的喘息与重复的跌倒爬起，强化了修筑过程的“疲惫感”，同时也隐喻了蜀汉政权在险阻中前行的历史命运，将写实与写意相结合，达到了艺术表现的协调统一。“木牛流马”一幕则通过机械性的肢体动作来实现发明创造的舞蹈化转译。姜维与五位士兵的群舞片段中，以一顿一卡的肢体变化模拟机械运转，手臂构成“牛角”造型，五人通过位移、抛举与环绕等动作，完成了“榫卯式”的组装流程，舞者既是组装者也充当了组装的“零件”，使抽象的发明创造在舞台上具象化为一种动态雕塑，充分体现了编导对现代舞编创的准确把握。并且，在此处主要情节背后，还有十位士兵持续做耕种动作，以此多重空间的叙事手法丰富了舞台视觉表达层次，为后续“春归引”的农耕场景自然地进行了铺垫。

舞台视觉上，作品坚持“少即是多”的美学原则。在表现司马懿及其阵营的舞段中，仅以红黑二色营造阴沉氛围；而在“八阵图”场景中，则通过悬吊盾牌的移动、灯光切割与投影技术，将阵法“可视化”，士兵的跑位与集结不再仅是军事动作，而是成为了一种流动的几何图形，灯光将舞台分割成迷乱的区块，配合着诡谲不安的音乐，使司马懿在有限的舞台空间里左冲右突，却仿佛在无限广阔的迷宫中迷失了方向，有效增强了舞剧的沉浸式体验，也使诸葛亮的军事智慧成为一种可感知的舞台存在。场景转换，当“五丈原”的孔明灯缓缓降落，“八阵图”的盾牌静静屹立在舞台后区，此时的“八阵图”越是精妙绝伦，诸葛亮的离世就越显得悲壮。三次飘落的羽毛，将浪漫主义的诗意与现实主义的悲壮完美融合在一起，此处的羽毛成为一个充满多重寓意的核心符号：它可能是诸葛亮智慧陨落的象征，也可能是生命易逝的隐喻，更可能是“羽化登仙”的浪漫想象，通过多层次的意义构建，展现出舞剧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内涵。

三、文化符号的隐喻功能与主题精神的升华

舞剧《山止川行》广泛运用了巴蜀文化符号作为隐喻的载体，使地域文化主动参与叙事环节与意义建构。金乌形象取自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舞者以极具现代舞特色的包裹、缠绕与留白等动作精确表达了“金乌”的高贵的神性气质，头部轻摆与双臂展翅之间，既有鸟类动态的写实，也有象征意义上的升华。“金乌鸣，玄机明；金乌翔，鉴风云”，“金乌”在此成为诸葛亮的隐喻，他不仅是智慧的化身，更是那个时代秩序的洞察者和构建者，以其非凡的光辉与智慧，照亮并试图引领一个时代的前行，从侧面赋予其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涵。与之呼应的是“巴渝舞”的引入，该舞段源自古代巴人战舞，据《华阳国志》记载，巴人军队曾“歌舞以凌殷人”，具有鲜明的军事性、祭祀性和震撼性。剧中，舞者们动作粗犷刚健，以圈形阵势围绕中心的“金乌”，形成朝拜式的祭祀场面，编导通过舞蹈语言的重新组织、外圈“巴渝”与中心“金乌”动静节奏的对比，构建出“粗狂”与“神圣”的对话，传达诸葛亮与巴蜀大地的深刻联结。

其次，在“春归引”一幕中，编导摒弃了传统的男女共舞来表达农耕场景的模式，而是创新性地使用女子群舞来展现巴蜀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细雨声与人声哼唱渐起，舞者们通过块状、横线到“Z字形”的队形变化，宽袖翻飞如湖面涟漪，如同春天到来的盎然生机跃然纸上。这种以女性视角诠释“农耕桑麻”的方式，巧妙地将传统文化符号进行了现代性表达。

结局的处理更是将这种文化符号的运用推向高潮。诸葛亮的三跪三起，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一句诗词转化为一种身体语言，使奉献成为可感的肉体与意志的拉锯。当诸葛亮最终以背影远去、缓缓融入羽阵，避免了直接死亡的呈现形式，赋予结局以东方美学中的“哀而不伤”的独特气质。这种处理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羽化登仙”意象的现代化诠释，也是对诸葛亮精神归宿最诗意的表达。当观众看着舞者渐行渐远的背影，心中不禁涌起对个人命运的感慨，以及对其精神境界的敬畏和追慕。

舞剧《山止川行》通过对历史素材的创造性转化，舞蹈语汇的创新性发展，文化符号的隐喻性运用，重现了三国时期的政治纷争与人物命运，建立起传统与现代，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桥梁，为传统历史文化题材的舞台表达做出了新的当代实践，更通过巴蜀文化的现代转译，完成了对智慧、牺牲与传承的当代诠释。

作者简介：

吴冰倩，四川大学艺术学院2024级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